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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尽管向他们二位陈说，我回国报告政府。后见唐汪二公，说蔡公使向来对学生有成见，即从宴会之事说起，说到对吴先生之无礼。唐公听了，连说荒唐，荒唐。继又说电召日本警察进入使馆，驱逐吴先生及学生，两位都说，岂有此理。我们又说，蔡公使在此对留学生，总不相宜，最好关于学生的事，另派一监督，至蔡公使撤回与否，政府自有权衡，非学生所应干预。不过若蔡公使这样的人，做公使总不相宜吧。两位笑而不答。后振贝子偕唐汪二公，到留学生会馆，受学生欢迎，对学生训话，加以奖勉，并说你们好好的求学，朝廷需用人才，对留学生期望甚殷。至蔡公使事，我回国报告政府，一定有办法，望少安毋躁等语。不久撤回蔡公使，继任者为杨枢，广东人，人颇和蔼，时邀学生到使馆，谈话留饭以示联络，改变作风。又派汪伯唐为留学生监督，容纳留学生意见。可见那时政府，却有重视留学生之意。后又易以钱念劬（恂）为留学生监督。念劬先生，人甚潇洒，曾随节外国，见识亦广，与学生相处更为和洽。后日本警视厅，竟以妨害治安为理由，下令吴敬恒出境，吴先生遂不能不离开日本。吴先生出发时，学生走送者近百人。吴先生走到皇城二重桥，忽跳入皇城护城河，群相惊惶，日警即下水救起，幸水不深，仅湿履袜衣裤而已。学生恐中途出事，公推吴震修　。　想看书来

五　蔡钧升官吴氏被放逐（2）

、吴灏二人送至上海。后闻蔡钧钻营得江海关道，虽以此人善于钻营，而政府之用人，亦可想而知。蔡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政府对留学生之举动，不过是敷衍而已。

来日留学者，越来越多，因不到留学生会馆留名，故无从统计。各省能文之士，都出一种刊物，评论朝政，发表意见，以《浙江湖》、《江苏》等销路最广。《译书汇编》，改为《法政学报》，但偏于学述，不重时论。星期日时开讨论会，地点总在神田区锦辉馆，席地尚宽敞，可容数百人。有一次开会，轮我演说，我即登台演说。我说诸君知道，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我先说个譬喻，设有一巨宅，栋梁倾斜，濒于圯倒，非拆造不可，但基础尚坚固可用，如将巨宅拆改，即在基础上重建，既省料又省工，何乐不为，因需利用的是重建的巨宅，不是原来的基础呀。现在政府*，非改革不可，譬如拆去巨宅，重建新宅，仍留君主虚位，留一点元气，免得人民流血，即譬如利用原来的基础，可省工又省料了。我们中国，向称五族，但汉族占了十之九，无论选举也罢，投票公决也罢，总是汉族居第一位，决不会他族胜过汉族的。所谓五族平等，是法律上的平等，将来立了宪法，开了国会，规定大权属于政府，则虽有君主，亦不过为国家代表，对外称元首而已。故虽仍以君位让满人，愚意看来没有多大关系，只是一个偶像而已。惟汉人当国，亦得受国会监督，凡事取决多数，不能独断独行。政府违宪国会可弹劾重新组织，国会若不合宪法行事，政府亦有权解散，这是立宪国的正道。若今日之*政府，应全部改革。宪法上规定，总理由国会公选，永不会落到汉人以外的，只要汉人自己不违宪，尽力为国，从此国家即有望了。满族亦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算他是外国。况满人入主中国已近三百年，若论政事，还比明朝好些呢，如废廷杖，禁宦官干政，永不加田税等等。至于开国时不痛快的事，这是一时的变态，何代蔑有？故我主张虚君位立宪，是合宜于今日的事势，若必要排满革命，人民不知要流多少血，大伤元气，一切都破坏。要知破坏容易，建设繁难，试观法国革命，虽然推倒王朝，成了共和政体，嗣后战乱频仍，牺牲了多少人命，流了多少的血，闹了几十年，尚没有太平。我们不应只看今日法国的繁荣，而忘了法国革命历史之惨痛！中国已民穷财尽，若再加以革命的破坏，从头建设，即使成功，亦非我们一代能见到共和的康乐。我并不是为清朝辩护，我只为中国百姓着想。说句公道话，现在政府之*，自然应归咎于满人，但我们汉大臣之无能，亦不能辞其咎也。此我个人之见，还请诸君见教。说罢下台，满场拍手。

张溥泉君（继）上台，说曹君的话，我不赞成。他说满人亦是五族之一，亦算是中国人，我们黄帝子孙，怎能与鞑虏为伍？他说革命流血，人民痛苦，不错。然目下之情形，人民不是也受苦吗？他说立了宪，中国即好了，立宪君主国家，不安定的多着呢！他说不要忘了法国革命历史，我请他看看元朝历史吧！声音越说越高，随后竟下台谩骂起来，将一只皮鞋向我掷过来，我也不客气，回敬他一只皮鞋，几至挥拳，旁人都来劝解。我倒心平气和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