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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还可说是人民公意，真是妙计。袁氏当选大总统后，开约*议，改订约法，改为总统制，改国务院为政治堂，敦请徐东海（世昌）出任为国务卿。徐本无出山之意，迫于友谊，义不容辞。项城令百僚称国务卿为相国，以示尊重。设左右丞、左丞为杨士琦（字杏城），右丞为钱能训（字幹臣），又设参议若干人，无定额。征求贤能，新旧并用。有一天，公府（时称总统府为公府）忽来电话，请我四点后进府，有事商谈，我很诧异。我已一年多没见项城，我与政事又没关系，有何事与我商谈？但既来电话，不能不去一趟，遂准时而去。项城一人独在公事厅接见，即说你何以久不来府？我说，总统日理万机，公事很忙，不敢无事打扰。且我是闲人，无事入府，不免启人猜疑。项城即说，你也是国会议员，亦可入府报告国会事项。我说承总统指派议员，议院内党派纷歧，各人说得头头是道，结果总是与政府意见两歧。且我现做律师，又不能常出席，故亦无事可报告。袁说何必做律师，律师不是等于以前的讼师吗？我说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袁先叹了一口气道，你不知道在政府之为难，希望你常常来府谈谈。我只恭听，不发一言。他又问我景况何如？老亲来京，住得惯吗？一若家人谈话，亲切之至。谈次同进晚膳，见他有兼人之量，碗大的馒头，吃了两个，还佐以肉类，我只能吃四分之一。他说你不惯面食吧，叫侍者拿米饭来。我说不是不惯面食，实在已饱了，不能再吃饭了。饭罢又杂谈一时方辞出。我仔细想这番话，对我说有何用意，真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归而告之我父，我父说，恐怕又要叫你出来了吧。翌日送来一份总统府顾问委任状，我父到底阅历深，一语道着了。

过了三天，又来电话，请入府。我去后先道谢委任顾问。他说现在你也是公府人员了，可以不必避嫌疑，随时来府谈谈。袁又说每天这时候，公事已毕，我总是空闲的，可以常常来。我说，总统如果电召，当即趋谒。又过了一星期，又电召进府，问我前清禁烟，成绩很好，如何办法，我也想禁烟。我说当时外部与英使商得同意，我国先禁种鸦片烟，英国才允印土不进口。外部与英使商定，除云南山西两省外（因这两省种吸者太多，短时不能禁绝），其余各省，以三年为期一律禁种。后外部行文各省，劝导农民改种粮食，不种鸦片烟苗。那时没有禁吸，只不许设吸鸦片烟馆及买烟膏店。三年期满，外部会同英员及地方官向各省查勘，除滇晋两省外，果然禁绝，遂允从此印度烟土不进口。尚有末次一批烟土，到了上海，海关不准运出，至今存在海关仓库。他问有多少箱？我说约有千余箱确数记不清了。惟那时因禁种不禁吸，只对英国交换照会，故波斯方面仍有土进口，印度改以熟膏进口。因不是烟土，与波斯又没有禁约，海关不能禁止，所以至今仍没有禁绝。反而印土不来，各省都自己培种，这次若要禁烟，须要禁种禁吸同时办理方能有效。袁说你拟个说帖来。又留晚饭。越数日，将禁烟说帖拟就送呈。袁看了说，很好很周密。谈了一会，又进晚膳，这次晚饭，面饭俱备，足见他处处用心周到。后经月余，有一次，又来电话，请即入府，且说有要事面商。我想有什么要事？今天恐有问题了，但只好驱车而去。见了即说子兴跟俄使商订外蒙古协定，提出国会否决了，子兴一气而病辞职，一再挽留亦不允。他身体本弱，这次费尽心力跟俄使签订外蒙古协定，被国会否决，难怪他生气，只好让他暂时休息。慕韩（孙宝琦）跟木斋（李盛铎）又没回来。目前外交，俄日最重，外交部不能一日无主持之人，我想要你担任外部次长，代理部务。我想了一想，答道，还是请总统另派他人，我家贫亲老，现做律师还够浇裹，且我闲散已久，譬如驾车之马，放野久了，怕难就范，请总统原谅下情。至关于日本的事，如需用我时，我可以大总统顾问名义，从旁效力。他问，你做律师，月可收入几何？我答不能预定，因我不计较酬报，月只可二千元左右。他不语有顷，忽以严肃的神气说，你们年轻人，不应只图安乐，正应该替国家效力。我年轻时，在朝鲜办事，那么棘手，哪有要舒服的思想？我答以总统雄才大略，精力过人，岂他人可比！他一笑不答，遂同进膳。告辞时，他慎重的说，你回去再想想，国家用人之时，不应自甘退诿，我明天即发表命令了。我再三恳请命令缓发，容我回去斟酌了复命。他那种一张一弛的办法，恐是用惯的手段。

越日，某秘书来说，他说你也知道总统的脾气，令出必行，没有更改。今日发表你任外交次长命令，已交印铸局登公报，忽又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