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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略加思索，即应对：“孔门弟子三千众，数回领先”。

主考大喜，将蔡锷叫到面前，给了一张两寸见方的纸，令其写一万个字。

蔡锷略一凝神，提笔即书：“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主考高声赞曰：“此神童也！”从此，蔡锷就以“聪明好学，才华出众”闻名长河。

一次省里官员到宝庆来选拨人才，指名要蔡锷作陪。这位官员带领宝庆府众“腐儒”考生游览风光名胜。

走到东塔下面，考官吟道：“宝塔七层，四方八面”。要求大家迅速成对。

众腐儒面面相觑，过了好一会，才见几个考生微笑朝主考官摆摆手，却无言以对。考官十分失望，决定回省，不在宝庆府招考人才了。

蔡锷问他为何罢试。主考官悻悻地说：“这样的对联，都只知道摆手，还考什么呀？”

蔡锷说：“我看他们已经对上了，你不是说他们都摆摆手么，这是寓妙联于手势之中呀。”说罢，蔡锷伸出右手，信口对道：“玉掌五指，两短三长。”

考官终于被折服，马上下令举行考试，乃在宝庆府选举了一批人才。看来，冥冥之中，蔡锷天生就是“救世主”式的人才。

毕竟是少年才俊，又是知名人士，蔡锷受到当地督学的推荐，考入了湘省时务学堂。这是蔡锷人生当中的一次巨大飞跃。人们在此时尚且无法知道蔡锷的想法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呈现在后来者的面前。

史料记载：光绪二十三年，蔡锷在全班四十余名同学当中，年龄最小，而每月月考，成绩皆优。所作课卷，曾在《湘报》发表，为教席梁启超、唐才常（同为当时社会贤达）等所器重。在此同时，蔡锷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在省城组织的以“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为宗旨的南学会活动。之后，蔡锷辗转多地，并出国历练，上军校，算是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并和当时的蒋百里、张孝准一起，在该国博得一个“中国士官三杰”之雅称。

据曾经做过蔡锷学生的民国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于蔡锷严谨的军人作风和高超的技能赞不绝口。称蔡锷有“穷于资而富于学”的美誉，最后以令同校的日本人汗颜的优异成绩毕业，人称“东亚之杰”。

但这一切“虚名”对蔡锷而言是不重要的，更为重要的就是，此时此刻，蔡锷终于成才了，并迎来了“一个英雄的时代”。

生于乱世，长于乱世，这对英雄而言，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黄金时代。史载：光绪三十年，即公元一千九百○四年，蔡锷上五万言书，请本省巡抚行新政。

回国后在上海应章士钊之邀请，参加华兴会外围组织的—爱国协会。八月江西巡抚夏时首先聘请他担任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后改任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

次年正月返湘，应巡抚端方之聘，任新军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六月，蔡锷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任随营学堂总理官，带领雷飘、岳森等一同赴桂林就任。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黄兴、谭人凤、邹永成等往来湘、桂之间，他多方加以掩护，并在黄兴主持下，与林虎、雷飙等在广西加入同盟会。

一九○六年秋，偕同雷飙至河南彰德观操，任中央评判官。

次年，广西陆军小学堂创立，兼总办，又兼兵备处会办，后改任参议官。

宣统一九○九年奉命赴龙州接办讲武堂，任监督。在职时，创立武德会，秘密组织建国团。他在桂训练新式军队，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勘测了中越边境要塞。时蔡锷在广西，极负时誉，又握兵权，遂为咨议局所忌而离桂。

一九一一年，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蔡锷入滇供职。七月，李经羲奏请朝廷，任命蔡锷为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同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蔡锷多次召集中下级军官密议，九月初九夜发动起义，并任云南新军起义军临时总指挥。次日中午，云南省城光复，各地传檄而定，遂于九月十一日，成立云南军政府，蔡锷被举为都督。蔡锷重申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实行改革，整理财务，两次带头减薪，使“廉洁成为一时风尚”。与此同时，都督府先后派兵援蜀、援黔和援藏，稳定西南局势。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于蔡锷而言，还不能奠定他的历史地位。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