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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手给旅馆打电话时，告诉对方他叫彼得·斯洛维克。对诺曼来说，这已经足够了。当犹太天真汉对那位女士解释去旅馆的路线时，诺曼离开了小屋，来到自动收费电话亭，这儿的两本电话簿既没有被玷污和撕破，也没有被人拿走，他本来可以给他所在的警察局打电话，索取他所需要的信息，但是他宁可不那样做。根据他对那位阅读《普拉达报》的犹太天真汉的观察，他认为打电话有一定危险，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他查到了三个斯洛维克，只有一个名叫彼得。

诺曼撕下有号手地址的那页纸，走出了这座高大的长途汽车站，来到出租汽车站。最前面是位白人司机，诺曼问他市内有没有既收现金又没有蟑螂的旅馆。司机想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说：“只有白石旅馆。那儿既干净又便宜，还收现金，而且从不多问。”

诺曼打开后门坐进车里。“就这么办吧。”他说。

2

星期一早上，当罗西跟随一名有着时装模特般长腿的红发小姐进入录音事务所C座录音棚时，拉比·利弗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等候着她，他还像在街口劝她朗读时那样地和蔼慈祥。罗达·西蒙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对她也很和气，她将是她未来的导演。导演！这样一个陌生的词竟会和罗西·麦克兰登这个连课堂表演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录音工程师科蒂斯·汉密尔顿尽管忙于调整控制台，只能简短而象征性地跟她握握手，也对她十分友好。在张帆待航（拉比用这个词比喻开始工作）之前，罗西加入到拉比和西蒙斯女士喝咖啡的行列中来，她干净利落地弄好了咖啡，显得神态自若。然而当她跨进双层隔音门，来到那间有着整整一面玻璃墙的小录音棚时，一种恐慌的感觉立刻控制了她，好像就要被某种雷霆万钧之力压得粉碎。她差点丢掉手里的一沓被罗达叫做台词的复印材料。她又感觉到当初在维斯莫兰看到一辆红色汽车，被错当成诺曼的红色桑德拉时的感觉。

她看到他们正从玻璃的另一面看着她，甚至连那位严肃的小科蒂斯·汉密尔顿也正在看她——他们的脸隔着玻璃墙显得有些变形和飘忽不定，他们之间好像是隔着水，而不是隔着空气。她想，人们在鱼池边上弯下腰往里看时，金鱼从水里看到的人便是这副模样。她紧跟着便想到：我绝对不行。以上帝的名义，我究竟是怎么了，居然会认为自己干得了？

咔哒一声，几乎使她跳了起来。

“麦克兰登女士？”是录音工程师的声音，“请你坐在麦克风前，我来调整一下声音好吗？”

她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她就像长在地上一样，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挪动脚步。她觉得面前那只麦克风很像是一条未来世界中可怕的毒蛇。即使她挣扎着走过去，等她坐好以后，她会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罗西似乎看到她精心建立的一切都从此垮掉了；她看到当她那笔小小的积蓄花光以后，她搬出那座仅住了四天的舒适小屋；她受到姐妹之家全体女友的冷淡，甚至包括安娜本人。

我不能为你保留原来的工作，她听到安娜在她心里说，你很清楚，姐妹之家总有新人进来，大家不停地出出进进，只有新来者才有优先权。罗西，你为什么这样傻？身处如此低下的位置，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将会成为一名终身艺术家？她似乎看到自己在市中心咖啡店里应聘女招待时同样遭到了拒绝，不是因为她的模样看起来不怎么样，而是因为她身上的气味闻起来不怎么样——她被打垮，被羞辱，彻底失去了一切希望。

“罗西？”这是拉比·利弗茨的声音，“请你坐下，科特需要调整声音。”

他并不知道，所有那些男人都不知道，只有罗达·西蒙斯知道，至少她对她产生了怀疑。她把插在头发里的一支铅笔拔出来，在她面前一张卡片上心不在焉地乱写着。她眼睛并没有看卡片，而是看着罗西。她眉头紧锁着。

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在水面极力搜寻一切可以支撑的物体那样，罗西突然发现自己在回忆着那幅油画。她真的把它挂在安娜建议的那个地方——起居室的窗户旁边，原来的房客居然在那儿留下了一个挂画的铁钩。这真是一个完美的地方，特别是到了晚上，当太阳在布莱茵特公园的满园绿色中徐徐落下时，你可以向外观望一会儿，然后回到画前，然后再重新观赏公园的景色，这两样东西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般完美，但它的确如此。假如她失去这所房子，那幅油画也将不复存在。

不可能，它必须挂在那儿，她想。它本来就应该挂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