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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从衬衣兜里掏出一个折叠钱包，从失去光泽的钱夹底下抽出两张二十元的纸币递过去。

“三十太少了，”他说，“收下这四十元，还有我的道歉。你干得很不错。上个星期我过得太糟了。”他想，你什么都不知道，伙计。

塞缪尔·罗艾明显地松了口气，接过钱说：“兄弟，没问题。一点儿不开玩笑，你的脑袋长得真不错。如果你不是迈克尔的话，就没有人是迈克尔了。”

“除了迈克尔本人之外。”名叫戴尔的顾客说。三个黑人互相对视着点了点头，然后开怀大笑起来。诺曼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地结果掉这三个黑人，但他只是和他们一起点着头大笑一气。新来的顾客把情况改变了。现在他需要更加小心才是。他仍然笑着走了出来。

有三个黑人少年正靠在“加速度”旁边的栏杆上，他们没有搞车，可能是觉得这车太破了，不值得动手。他们饶有兴趣地盯着诺曼苍白的光头，然后彼此看了一眼，翻翻眼珠。三个男孩都在无忧无虑的十四五岁上下，中间的一个开口说道：“你是在看我吗？”那口气就像电影《出租车司机》里的罗伯·迪尼路。诺曼仿佛觉察到这点，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好像其他两个人完全不存在。这个男孩很快得出结论，他对迪尼路的模仿还得再练练，于是便主动放弃了。

诺曼钻进刚刚洗净的偷来的汽车驶走了。他向市中心开了六个街区，进入一个名叫“山姆，再来”的旧衣店。店里几个闲逛的人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没关系，诺曼不在乎被人看，如果吸引他们的是他新理的光头，那就更不成问题。这些人注意的是他的脑袋，他离开这里五分钟后他们就会丝毫不记得他的模样了。

他在这里找到一件摩托夹克，上面的饰钉、拉锁和小银链子闪闪发光，从衣架上拿下来时哗啦哗啦乱响一气。店员张口就要240元，等他看到令人畏惧的刚剃的光头下似幽灵般的眼睛，又改口说是180元，加税。如果诺曼砍价，他还可以再低一些，但是诺曼没有还价。他累极了，脑袋嘭嘭直跳，只想回旅馆去睡觉。他想一觉睡到明天。他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因为明天将是一个繁忙的日子。

回去的路上他又停了两次车。第一次是在一家卖各类机械装备的商店，他买了一辆没有马达的旧轮椅，折起来刚好能放进“加速度”的行李箱里面。之后他又去了妇女文化中心博物馆，花6元钱买了一张门票，既没参观展品，也没去礼堂听那里正在举行的关于自然分娩法的讨论会，只是在礼品店迅速地转了一圈，很快便离开了。

回到白石旅馆，他没向任何人打听那个长着诱人的臀部的金发女孩儿，而是直接上楼了。处于目前的状态下，他甚至不敢让自己去要一杯苏打水。新剃的脑袋里好像有个铁匠在一下一下沉重地敲打着，眼睛在眼眶里跳动，牙齿钻心地疼痛，下巴骨阵阵抽动。最糟糕的是，他的神智如同感恩节游行中的花车一样在上下飘浮，游离于身体之外，仿佛系于一根脆弱的丝线，随时可能会断开。他必须立即躺下睡觉。·也许一觉之后他会恢复到正常的神智。至于那位金发女孩儿，最好的行动方案就是对她实施恐吓。这是一张秘密王牌，只有到绝对必要时才能打出来。这是紧急情况下采取的紧急措施。

星期五下午四点，诺曼倒头便睡。他的太阳穴不再像酒醉时那样抽搐，而是头疼起来。这头疼已经成为他的专利，每当拼命干活时便会发作。自从罗丝离家出走，他的毒品案被破获后，一周犯两次已经很正常。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止不住地流鼻涕，天花板上那些奇怪的、蜿蜒曲折的线条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图案。他头疼得好像脑子里有个狂暴的胎儿拼命要挣扎出来。他无法可想，只有蹲下来，静候发作过去。这样从一次发作到另一次，好像一个人在踩着踏脚石一步一步过河一样，他一次又一次地忍受着。这种束手无策的忍耐引出他心底一些遥远而又模糊的记忆，却不能使他摆脱无情的痛苦。诺曼不再顾及它了，他用手在头顶上来回磨擦着，光滑的头皮似乎不属于他自己，倒像是在摸刚打过蜡的汽车前盖。

“我是谁？”他向空空的房间发问，“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在干什么？我到底是谁？”

他还没来得及找到任何答案，就已经昏睡过去。疼痛像一个不肯离去的坏小子，伴着他在无梦的深渊中走了一段很长的路，诺曼最终把它甩掉了。他的头歪向枕头一边，分不清是眼泪还是鼻涕流过脸颊，枕头上弄湿了一大片。他开始大声打鼾。

十二个小时之后，星期六早晨四点，诺曼一觉醒来，头痛已经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