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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杨秀治女士的养父在台中卧病，她回去服侍，听说老头的情形不太乐观，好像跟砍杀尔有点纠缠不清，那就要等一段时间矣。这还不算什么，主要的是她太欠缺应付这个社会的技能，以致一开始就被人事上的纠纷，搞得焦头烂额。不过，一个有真本领的人，像一轮朝阳，再高的墙都挡不住。杨秀治女士才三十岁，在柏老看来，简直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多一分打击，等于多一分锻炼，这种使自己内在充实的宝贵能源，花大价钱都买不到，算不了啥。

问题是，我们希望她能获得应有的待遇，她所受的打击应是她所能承受得住的，一个只受过初中二年级教育的孤苦养女，由于倔强的奋斗，已成功的创造了新型的艺术作品。我希望中国人不要重蹈荷兰人对待他们同胞梵谷先生的覆辙，一定等到他穷困而死之后，再赞扬他。

。　想看书来

再一个尊严的榜样（1）

——女作家刘侠向残酷的命运挑战

青年人最大的特征是不相信命运，认为专凭拳打脚踢，就可闯出江山。老头则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白胡子，都垂头丧气的承认，冥冥之中，有一个看不见和摸不着的神仙老爷，蹲在宝座上，专门作弄他的子民。于是乎，命运是不可抗的，好运来啦，山都挡不住。霉运一旦光临，只有恁它埋葬，挣扎徒增烦恼。

柏杨先生不相信神仙，但却相信命运。命运跟神仙无关，它只是人生过程中不受人自由意志控制的一种事件的介入。所以，问题不在于信不信，而在于它存在不存在。如果它根本不存在，信不信是宗教范围，打一百次架也说不清。如果它存在，那就超越了宗教，而成为人生态度问题。是向它双膝下跪，听候宰割凌迟乎？还是烧香拜佛，求它手下留情乎？还是破口大骂，三字经倾盆而出乎？或是面面相对的向它挑战？

郑丰喜先生是一个典型，他遍身浴血的向命运决斗。而刘侠女士，是另外一个典型，她像一只身负重伤的小猫，向命运发出淡淡的轻蔑。

刘侠女士十二岁的那年，正是玫瑰花般的年龄，刚刚离开母亲的怀抱，踏进少女天地。突然有一天，她的手腕隐隐作痛，接着她的脚趾隐隐作痛，接着腿也隐隐作痛，连走路都发生困难。这是一个可怖的转捩点，从此结束了她应有的欢乐童年，开始漫长的痛苦生命。在医院里七进七出，最后终于证实她害的是一种迄今尚无药可医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一年，她才小学六年级，勉强参加毕业考试，却无法参加毕业典礼。当全校师生欢乐的聚在一堂举行仪式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却躺在病床上接受折磨。

刘侠的父亲刘德铭先生为了给女儿治病，把女儿驮在背上，从北投到台北，一个医生接一个医生，一个医院接一个医院，哀哀求治。每换一个医生，都燃起父女心中一线希望。每换一个医院，都使全家人再建立一次信心。然而，到了最后，她的病情反而急剧的恶化，孩子的小手开始肿起来，而且扭曲，而且变形。两脚也不停地向里弯折，向下挺直。腿也变了，同样的肿胀、扭曲，接着是其他还没有痛过的关节，也开始不祥的隐隐作痛。

这种悲惨的遭遇，再坚强的人都会崩溃。柏杨先生的生命弹性可够大了罢——很多朋友都要向我呈递“佩服书”，可是我保证我就不能承受这种打击，更何况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乎哉，刘侠女士最初的反应是不言不语，一天不说一句话，一开口说话就流下眼泪。读者老爷如果有一位十二三岁的女儿的话，试想一想一旦你的宝贝也成了刘侠的样子，孩子将会如何？大人又将会如何？这不是“心碎”两个字所能包括得了的。我如果有本领，我就把上帝老爷拉到刘侠女士面前，让他瞧瞧他的恩典。

然而，小小的女孩没有向命运屈服，她没有下跪，没有烧香，也没有埋怨。她面对着命运所加给她的残忍手段，安静的露着微笑，她练习写作。

不过，刘侠女士的写作要比别人困难百倍千倍，而且是基础的困难，没有几个人能克服的困难。第一、她只读过小学，很多大学堂毕业生连封信都写不通，何况小学程度。上帝永远不会赐给人们奇迹的，任何奇迹都出于人们自己的创造。刘侠女士开始看书，再多的书都填不满她饥饿的心灵，以致她的母亲唐绵女士，疲于奔命。二十三年过去了，她的写作能力已超过了“牧童骑在牛背上，边走边吃草”的伟大作家。第二个障碍更可怕，她变了形、弯曲了的手指，根本不能执笔，稍微低头，脊椎骨就立刻痛苦。《妇女杂志》编辑黄沁珠女士曾记下她印象：“那天，我在她房里看她弯卷着手，歪斜着身子，躬垂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