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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先生提倡理学，把女人踩在铁蹄之下，要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混账王八蛋，就得跟混账王八蛋过一辈子，连丈夫老爷把她卖啦宰啦，都不准喊哎哟，喊哎哟就是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为了预防女人叛变，学问庞大份子还发明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学说，作为兽性大发的理论根据。柏杨先生年轻时，还亲眼见过这种场面，当男人真是舒服，当混账王八蛋男人尤其舒服。最近美国卡特总统嚷嚷“人权”，学问庞大份子立刻引经据典，一口咬定中国人的人权是“古已有之的”——反正不管你说啥，包括核子武器在内，中国一律“古已有之”。不过男人到底有没有人权，我们不敢说，我们只敢说，女人身上既绑着“七出之条”恐怕是没啥人权。老奶们惟一的人权，只是为男人活着的人权。

人权就是人性的尊严，凡违反人性尊严的东西必然的要受到反击，而被一扫而光，男人被阉成宦官，女人被缠成小脚，流行而且赞美了几千年之久，如今安在哉。中国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乖巧的一种动物，对于生命中最刺心的严肃课题，既没有能力沉思，也没有道德勇气反抗，以致没有人敢为宦官和小脚呐喊。而所有的咆哮都是骂宦官天生贱种，跟骂女人不守妇道的。而妇道者，臭男人为她们摆的道也。

话拉得太远，反正古代女人都是莎士比亚先生笔下的弱者。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位值得人们从内心崇拜的女人，一位是花木兰，她跳出了家庭，化装为男人，投针从戎，报效国家。一位是秋瑾，她跳出了婚姻——跟她那位酱蛆丈夫离了婚，这本来已够卫道之士脑充血啦。而她又加入了反抗清王朝最后的革命党，简直是双料叛徒。

但这一亘古以来的两位女英雄，下场却使人沮丧，犹如亘古以来的男英雄岳飞、于谦的下场使人沮丧一样。花木兰女士在身经百战之后，仍涂上口红，穿上高跟鞋，跳到她原先跳出的家庭之中，去服侍男人。秋瑾女士更倒楣，被小报告朋友告了密，绑赴刑场，执行斩决。

到了中华民国成立，女人纷纷上了学堂，有了“才”啦，儒家理学系统那一套的残余力量，像一条糟麻绳，女人的“才”就是剪刀，把那条糟麻绳剪的柔肠寸断，开始向没有爱情的婚姻挑战。吾友易卜生先生《傀儡家庭》中的女主角娜拉女士，就是这一类的典型。当她阁下抛夫弃子，走出家庭的时候，跟她那位怎么都弄不明白的丈夫有一番对话，说明女人已迈进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我们把这段对话抄在下面，敬请读者老爷参考——

男主角曰：“你说啥，你竟然把家庭、丈夫、儿女，都一股脑扔掉？你就不想人生在世是怎么回事？”女主角曰：“我不在乎这样，我要为理想献身。”男主角曰：“你疯啦，你要放弃你的神圣义务？”女主角曰：“啥神圣的义务？”男主角曰：“你真的不知道，对丈夫、对儿女的神圣义务？”女主角曰：“我有更高的神圣义务。”男主角曰：“屁话，你说说你那更高的神圣义务是啥？”女主角曰：“自己对自己的神圣义务。”男主角曰：“在乱搞之前，应该先考虑考虑你身为人妻、身为人母。”女主角曰：“我现在可再也不相信这一套，首先考虑到的是，我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你当然也是。我知道所有人的意见跟你完全的一模一样，书本上也是这么写的。但大家所说的，书本上所写的，已不能使我满足。我要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求证。”

无论如何，娜拉女士是强者，吾友法国作家普累孚斯提就有一篇小说名《强者女人》，诚柏杨先生的知音也。台北某大学堂的一位女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就被头脑像一盆浆糊的老爹和心狠手辣的继母，用暴力强迫着她嫁给一个伧俗的男人，这男人在发了大财之后，因为日夜在钱眼里猛滚的缘故，就更伧俗加三级，如果这位女学生老奶也是同一类型的，那简直是如鱼得水，乐不可支。偏偏她是个艺术气质很浓，境界很高，追求灵性人生的朋友。她不得不结婚，不得不生子，但她从没有爱过他。这样忍受了九年之后，她终于小包袱一卷，离家出走。呜呼，人生各种痛苦中，只有伧俗使人不能忍耐，跟伧俗的人在一起生活——无论是挤在一个家庭里或挤在一个牢房里，都是最大的苦刑。她阁下出走之后，租了一间四个半榻榻米的小屋，席地而居，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日子，但该老奶精神勃勃。丈夫老爷左想右想，前想后想，怎么想都想不通一个女人怎么会放着荣华富贵不享，而竟去追求啥子他妈的看不见兼摸不着，却陷自己于穷困潦倒之境的灵性生活。于是大跳了一阵子，一直跳了三年之久，才高抬贵手，跟她离婚，离婚的条件是一文不给，扫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