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1/4 页)

’”

那是海滨野餐会之前的那个下午。一小时之后，他勾着手指向我示意．让我到他的房间去。我进屋后，他就关上了房门。“你真的想知道‘叮儿——铃’的意思？”他问我说。

当时我相信了他前面的那个解释，但是特劳特有更多的话要告诉我。我刚才那个无辜的问题，使他回想起了在北安普顿的可怕的童年。不说出来，他心里无法平静。

“我十二岁的时候，”基尔戈·特劳特说，“我父亲谋杀了我的母亲。”

“她的尸体藏在地窖里，”特劳特说，“但当时我只知道她失踪了。父亲对天发誓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也许她到亲戚家去了——许多杀妻犯都是这么说的。

那天上午我上学去后，他把她杀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我们两个人吃的饭。父亲说，如果明天上午还没有她的消息，他就去警察局报告她失踪的事。

他说，‘她近来好像一直很疲倦，很紧张。你注意到了吗？’”

“他神经不正常，”特劳特说，“如何不正常？那天半夜他走进我的卧室，把我唤醒。他说他有要紧的事要对我说。

其实什么要紧事也没有，他讲的是一个下流的笑话，但这个可怜的病人却认为，这故事是他一生遭受的各种可怕打击的一个写照。故事讲的是一个逃犯，他来到一个他认识的女人家里，躲避警察的追捕。

“她起居室的屋顶像教堂，也就是说从墙到屋顶最高处成拱形结构，下面横架着粗大的椽木，形成中间的空间。”特劳特停顿了一下，沉浸在故事里面。他父亲当时肯定也是这样。

他在以自杀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命名的套间里继续说：“她是个寡妇。他把衣服脱光了，她去找她丈夫的衣服给他更换。但他还没来得及穿上，警察的警棍已在拼命地敲打着前门。于是，逃犯爬上去躲在木椽子上面。当那个女人开门让警察进来时，他巨大的睾丸从椽子空隙处悬垂下来，暴露无遗。”

特劳特又停顿了一下。

“警察问女人那个男人在什么地方。女人说她不明白他们说的是谁。”特劳特说，“一个警察看到睾丸在木椽上悬着，便问那是什么。她说那是中国寺庙里挂的铃铛。他信了她的话。他说他一直想听中国寺庙的铃声。

“他用警棍抽了一下，但没有声音。于是他打得更重，又一下，然后又非常使劲地再抽一下。你知道那个躲在木椽子上面的家伙怎么尖叫的吗？”特劳特问我。

我说不知道。

“他叫了起来，‘叮儿——铃。你这个狗杂种！’”

第十五章

在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将其大屠杀纪念品转移时，文学艺术院也应将它的人员和藏品挪到一个更安全的区域。

但它现在仍在城市边缘，在远离中心通向地狱的地方，方圆几里地除了活着也没多大意思的人外，一无所有。而文学艺术院的成员日益减少。且士气低落，懒得做出搬迁的决定。

实话实说，惟一对文学艺术院何去何从表示关心的，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办公室行政人员、清洁维修工和武装警卫。这些人对老式艺术大多无甚兴趣。他们需要的是工作，工作有没有意义对他们无关紧要。这使人想起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只要找到一份工作，不管什么工作，人们都会欣喜无比。

特劳特把当时他设法找到的工作描写为：“从布谷鸟报时的钟壳里清除鸟粪”。

文学艺术院的行政秘书当然需要这份工作。那个同我姐姐艾丽长得十分相像的莫妮卡·佩帕在一次燕式跳水中使她的丈夫丧失了战斗力。她是她本人和她丈夫佐尔顿两人生活的惟一支柱。于是，她把文学艺术院的建筑进行了加固，用半英寸厚的钢板换下了原来木制的大门，装上了同样可以关闭、上锁的“猫眼”——或者叫窥孔。

她尽其所能，使这个地方看上去像个遭受过洗劫的废弃场所，就像朝南两英里哥伦比亚大学的废墟那样。窗户也像前门一样，用钢板防护，然后在钢窗板上覆上粗糙的胶合板，涂上黑漆，再在上面喷上一些字画，进行伪装。整幢大楼表面都是如此。窗板上花花绿绿的艺术作品是文学艺术院职工自己绘制的。莫妮卡·佩帕本人用橘黄色和紫色喷漆在钢板大门上从一端到另一端写上“操他娘的艺术！”几个大字。

凑巧，当特劳特将他的《B36姐妹》扔进门外垃圾篓里的时候，一个名叫达德雷·普林斯的非洲裔美国人武装警卫正从大门的“猫眼”朝外张望。叫化子同垃圾篓打交道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