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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色层（4）

权力病毒在中国历史中周而复始地运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轮回与一圈圈涟漪状的报应。权力病毒的温床是严格的伦理制度，正是伦理从近及远、自亲到疏地奠基出权力的祭坛。在古希腊，有着“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传统。在日本，一个武士可以为了自己认为的真理而挑战幕府将军。而在中国，伦理的秩序始终要高于真理的价值，善战胜了真、成为首要的大事情。

但中国人还是有着一种不断消毒的精神，对权力病毒的弥散也保持了最低限度的警觉与革新态度。

第一次消毒发生在唐太宗李世民那里。一个皇帝能以自己制定的制度来严格约束自己，这显然超出了儒家的希望。我相信他一定懂得，权力病毒过快过多地进入王朝的机体与最高统治者的心肌，只能促其如隋朝那般速颓。但他是否还意识到，一个王朝，一个由皇帝来四海俯视的天下，权力病毒引起的那场蜕变是迟早的事。

第二次消毒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要革除的是权力病毒当中的奴性，它宣告了奴性中国形式的第一次破产。可惜的是，由于奴性的母体——权力病毒没有一个可以消灭之的良方，辛亥革命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其对阿Q们的影响了。

第三次消毒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自十九世纪末中国就开始引入西方的思想、制度、知识与技术了。而改革开放更是一次直捣灵魂的权力革命，因为它试图从权力病毒内的蛋白质与DNA上来实现一劳永逸的清除。

等到了第四次消毒，就是目下这场在静悄悄进行中的权利觉醒运动了。原来，权力病毒的天敌正是隐藏于每个公民血液当中的权利意识。当权利意识被激活之后，大量的白细胞以及抗体就会从身体的各个缝隙向权力病毒发起攻击，并愈战愈强……

政治过敏综合征

吾人关心政治，常能从政治新闻中观察出很多货真价实、抑或子虚乌有的信息来。政治家、政治人物、政客的出场顺序、音容笑貌、讲话表态都是可分析的材料，还有很多鬼使神差而来的传言在酒酣耳热中飞扬。怪不得中国的野史稗闻如此之多。

于是我们的政治人物们，必须依照一个从大到小的次序出场、上镜、触电，否则就会引起社会波动，甚至天下小乱一阵子。在政坛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级别，就如同做学生的要排名次、上梁山的要有座次。座次上升就是人生突破，级别下降就是事业挫折。一切都被编好号了，领导人出场又怎么能突破这个数字鸿沟呢。

如果哪个政治家说出一句差不多、类似、近乎、还算破天荒的话来，立刻就是一石击起千层浪。不得了了，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头一遭啊。这也就他能说，像咱们老百姓可说不出来啊。

若是播出了一部有影响的电视剧，类似《雍正王朝》或《走向共和》的，更能使观者激动不已。看来要有动作了。得多吃两碗饭，活到那一天啊。眉飞色舞地谈论，有股子就要二婚的劲头儿。过后没啥动静了，该干吗还干吗吧。时不时提起来，像在谈论一个不争气的孩子。

中国人在政治上被压抑得太久了。久而久之，九九归一，就落下了病根儿。

“这是上面的意思”

“这里面的水很深”；

“来头不小”；

“这个人很有背景”；

“上边发话了”；

“上面拍板儿了”；

“最近上面有新精神”；

“这个很敏感”；　。　想看书来

二、角色层（5）

“这是一本禁书，你看看吧”；

“领导人出场的顺序好像变了”；

“上面表态了”；

“这小子有后台”；

“我黑白两道儿”。

有意思的是，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中发布了一篇题为《我的最新决定》的日志，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自己不得不选择“闭嘴”。“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意思也就是“这是上面的意思”。一个以主张人权（性权利）的先锋人士，原来也是在不自觉且很传统地制造着政治迷彩。

布莱希特认为，一切熟知的事情，因其熟知就理所当然，不需理解。而陌生化效果借助戏剧手段，除去了人物及事件理所当然、众所周知的因素，给它们打上触目惊心、引人求解、决非如此的印记，从而引起联想、思考，引来批判、探讨。

呵呵，政治中心外的围墙与栏杆也一样促使人们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