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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府举行过简单仪式以后，我带她去我新租的寓所，出乎她的意料，我在碰她之前，竟让她穿上一件普通的女孩睡衣，那是我设法从一所孤儿院的亚麻布衣橱里偷出来的。

结婚当夜，我得了些乐趣，太阳升起时，这白痴歇斯底里大发作。现实很快就要求维护它自己的权利。褪了色的小卷毛露出黑色的发根；细软的汗毛变成利净皮肤上的尖刺；孺湿而多动的嘴，无论我怎样用爱情去填塞，也总是屈辱地泄露出和她那死去的貌似蟾蜍的母亲在一帧肖像里的对应部分的相似；而现在，亨伯特的手中不再是一个白皙、顽皮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大个子、胖鼓鼓、短腿、巨乳、头脑不着边际的罗姆酒水果蛋糕。

这情状从一九三五年持续到一九三九年。她唯一有价值的是逐渐和缓的天性，这确实有助于在我们又小又脏的套房里建立起一种临时的舒适感：两间屋，一间窗外是模糊的景色，另一边是一堵砖墙，一间小厨房，一个鞋形木浴盆，坐在里面，我觉得自己象马拉，只是没有一个粉颈少女来刺杀我。我们曾经一起有过极少温暖安逸的夜晚，她沉醉于她的《巴黎晚报》，我则伏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上工作。我们去看电影，骑自行车看拳击赛。我很少向她不再鲜嫩的肉体求欢。

除非在特别焦灼和沉痛失望的时候。对面的店铺商有个小女儿，她的倩影令我发疯；好在有瓦莱里亚的帮助，无论如何，我狂热的心境还是得到了合法的疏泄。至于做饭，我们默默地放弃了蔬菜牛肉汤的小锅伙食，大半去波拿巴街一处拥挤的地方进餐，那儿的桌布上到处是葡萄酒污迹，还有许多外国口音噪嗓不休。隔壁，一位艺术商在他杂乱的橱窗里陈列了一幅华丽、明艳、涂满大绿大红、金灿灿墨蓝蓝的古代美国钢版画——一辆火车头带一只巨型烟囱，巴洛克式怪状大灯，还有一架巨大的排障器拖着它淡紫色的客车厢穿过风雪漫天的大草原之夜，闪烁着火星的浓烟混入电闪雷鸣的锦云中。

这些都统统打破了。一九三九年夏天，我的美国叔叔去世，留给我每年几千美元的收入，条件是我移居美国，并对他的企业感兴趣，这期望倒甚合我意。我感觉到我的生活需要骚动一下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婚姻安乐的丝绒布上开始出现蛾子洞了。近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注意到我的胖瓦莱里亚不象过去的她了，老是陷在某种奇怪的不安静状态；甚至表现出象最对时间的不满，这和她从前模仿的血统特点是极不相称的。当我告诉她不久我们就要乘船去纽约时，她神态焦灼又迷惘。她的证件还有点儿麻倾。由于她丈夫是瑞士公民，因此护照不能轻易办出；我于是决定有必要到省政府和其它一些手续处去排队，这弄得她无精打采，尽管我耐心地给她描述美国，一个拥有玫瑰般儿童和大树的国度，在那生括不知比枯燥、肮脏的巴黎要好多少呢。

一天上午我们从一家办公大楼出来，她的证件基本办妥；在我身边蹒跚的瓦莱里亚，突然剧烈地摇动起她狮子狗一样的脑袋，却又一言不发。我让她持续片刻，然后问她是不是心中有事，她回答说（我把她的法语翻译过来，我想，必然就是一句斯拉夫人的陈词滥调）：“我生活中还有另一个男人。”在现在的丈夫听来，这是最丑陋的语言。它们使我晕头转向，我承认。若象一般诚实的粗夫，就在街上随便什么地方揍她一顿，但这并不可取。多少年来的隐痛已经教会我超人的自制。所以我把她招进一辆已经在路边缓行多时的出租车，在这种较为秘密的地方，轻声建议她解释一下她的粗话。

一股突增的愤怒使我窒息——并非因为我对那个可笑形象，亨伯特夫人，有什么特殊兴趣，而是因为合法与不合法结合的事应完全由我一人决断，而她，瓦莱里亚，是喜剧妻子，如今竟厚颜无耻地准备按她的方式来摆布我的安逸和命运。

我要她情人的名字。我重复一遍我的问话；但她坚持象滑稽表演似地嘟哝着，论述她和我在一起的不幸福，申明她立刻离婚的计划。“他到底是谁？”我终于吼出来，用拳头猛击她的膝盖；而她；毫不退缩，盯着我，好象答案太简单，根本用不着说，然后迅速地耸耸肩，指了指出租车司机的胖脖子。

他在一家小咖啡店停下车，作了自我介绍。我记不清他可笑的名字了，只在这么多年过后，仍然很清楚他的样子——一个结实的前白俄上校，胡子蓬乱，留平头；这样的人，在巴黎总有成千上万，经常从事这种傻瓜生意。我们拣张桌子坐下；沙皇分子要了葡萄酒；瓦莱里亚在膝上放好一张潮湿的餐巾后，又开始说起来——指着我，而不仅是朝着我；我从来没料到她会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