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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故事中更为久远的历史，我尽可能仔细地研究过，其认真程度不亚于我研究任何学术论著。对于现代读者而言，故事中提到的东方的伊斯兰教和西方的犹太…基督教所发生的宗教和领土冲突应该是既熟悉又痛苦的。

这项工作得以完成，我得到过太多的帮助，我对他们的谢意无以言表，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下面几位。他们是：布加勒斯特大学考古博物馆的拉都·杰奥尔杰斯库博士、保加利亚科学院的伊凡卡·拉扎洛瓦博士、密歇根大学的彼塔·斯托伊切夫博士、大不列颠图书馆孜孜不倦的工作人员、路德福特文献博物馆和费城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位于阿陀斯山的佐格拉福修道院的瓦索神父以及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图尔古特·博拉博士。

我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发现至少有一位读者能明白它真正的意义：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喊。敏锐的读者，我把我的历史传给您了。

2008年1月15日，于英国牛津大学

第一章（1）

一九七二年，我十六岁。父亲说我还不够大，不能和他一同去旅行，他是要去执行外交使命的。当时，他的基金会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儿就是我的家，以至于我几乎都忘了小时候在美国生活过。我一直都是个听话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很久还是如此。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是个没妈的孩子，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一味地给我精心的爱护，给我请一连串的家庭教师和管家——在事关我的教育问题上，他从不吝啬，尽管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

克莱太太是这些管家中的最后一位。她负责照看我们位于老城中心拉姆格拉希特运河边上的住宅。父亲不在家的时候，那座漂亮的房子空荡荡的。每当父亲从挂在餐厅墙上的那幅地图上的某处回来时，他浑身上下都散发出异国他乡的味道，兴致高昂，但疲惫不堪。我们总是在巴黎或罗马度假，孜孜不倦地研究那些我父亲认为我应该了解的名胜古迹。然而我最想去的还是他一个人去过的那些地方，那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稀奇古怪的地方。

每次他不在家，我的生活就是学校和家这两点一线。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独自待在一楼我父亲那间宽敞、雅致的书房里的时候。那天晚间，我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古印度《爱经》的译本，同时还有一本更旧的书和一袋发黄的文件。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明白那天我是怎么就把它们拿了下来，而且还被深深地吸引住的：书中央的插图散发出那种古老的味道，我还发现那些发黄的文件都是私人信件。我知道我不应该翻看父亲或者任何人的私人文件，我担心克莱太太随时都会来给一尘不染的书桌掸拭灰尘，我回头看了看门口。但我还是站在书架旁，情不自禁地读起了最上面一封信的第一段，几分钟而已。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不管您是谁，想到您在读我不得不留下的信，我非常遗憾。我为自己感到遗憾——如果这信到了您手里，必定是我有了麻烦，也许是死了，或者更糟。但我也为您感到遗憾，我未曾谋面的朋友。因为一旦您读到这封信，必定是有人需要这个邪恶的信息。如果您在其他意义上不是我的继承者，您也很快成为我的继承者——把我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经历移交给您，我真的很难过。这邪恶我是如何继承下来的，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最终能找到真相——也许是在给您写信的过程中，也许在以后的事态发展过程中。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我读到这里，内疚——以及其他的原因——促使我赶快把信放回了信封。但那天和后来很多天我一直在苦苦寻思那封信。我父亲结束了又一次外交旅行，回到家，我一直想找个机会问问他那些信，还有那本奇怪的书。我想等他有空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人时才开口，可那些天他一直都在忙，而且我发现的东西有些离奇，我犹豫着要不要跟他说。后来，我问他下次出门能不能带上我，这是我第一次对他保守秘密，也是我第一次坚持自己的主张。

秋天总会提前降临斯洛文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平生第一次，我作为一个旅行者，看到了历史那深奥的面孔，巨大的激动把我攫住了。

因为我的故事是从这座城市开始的，我要叫它埃莫娜，这是它的罗马名字。埃莫娜和它以南的其他类似城市一样，拥有复杂的历史。我和父亲驾车进入埃莫娜市中心，途中经过一座精致的老桥，桥两端有发绿的铜龙把守。

“那就是城堡，”我父亲说着，在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