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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激发人心中的争夺心，容易导致人欲膨胀，奢望一些非分之想。古人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情不可恣。”实事上，从个人来看，常遭祸乱的也是那种，外张有余，内张不足，导致内外失调的那类人。从国家社会还来也是如此，尚争的社会常乱。在《史记&amp；#8226；礼书》里面，司马迁谈到礼之由起时，“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我想起了孟子对梁惠王说的话：““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前贤早已洞察人欲膨胀，带来的争权夺利的危害性，就从本源入手，损欲宁争，不足与遗漏部分则用法制来补足，而西方则相反，在争超过限度发生后，用法来制约，在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里“使人畏惧”的政治理念下，进行事先防范。事实上，人的情欲如水，当在高坝下，水是清的，美丽的，如果决坝，那么，水就会变成洪水，四处肆虐。作为人及其群体，不能是没有限制的。自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不符合群体发展的规律。西方式的民&amp；主制度，在制度上提供了对权利的监督的同时，同时也开启了人心里的贪念与争欲。到最后再用法来围堵。相比中式民&amp；主，是舍本逐末的。

所谓“中国式民&amp；主”，最薄弱之处在于，政府的自觉，在人的贪欲与利益争夺面前，会经常出现不足，而人民由于不掌握相应的权力，因而，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也不足。在没有有效的外部约束下，人的道德良知与品行，是经不起情欲的不断浸蚀的。而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对法律的轻视，又会让人们在利益面前，以身试法，甚至以身践法。　。。

四、中体西用——中国式民&amp；主？

如何保证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同时又避免人民因行使这种监督权而产生的多欲多争，或是中西融合的重点所在。

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比较有明显的几点进步：

一、在最高权力的转移上，由一家世袭制就成了群体世袭制。这避免了因个人能力不适任而出现的政治权力争夺斗争。二、因社会进步，杜绝了宦官与后宫干政的问题。

三、军政分离与全国经济、政治与文化统一，减少了藩镇割据的可能，但地方坐大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依然存在。

四、女性得到尊重，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五、由于交通与网络的发展，社会交流与沟通便捷。

六、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虽然目前这种教育仍偏重于获取物质报酬方面。

现代中国（比较稳定的时期）与传统中国（比较稳定的朝代的比较稳定的时期）比较也有明显的不足：

一、由于经济发展与人员流动，导致传统大家庭的解体，由于情欲横生，心性浮躁，自我意识膨胀，女性独立，导致小家庭普遍烦闷、冷漠或解体，给下一代造成不良影响。家庭解体，导致亲情淡泊，爱情多变，友谊不桓。

二、政府教育在导向与实践上，以逐利为主，改变了传统中国以德为主的教育模式。

三、由于没有德教，也没有“礼”的约束，现代中国，人的自我克制远不如古代中国。四、在犯罪方面，现代中国犯罪比率高于传统中国。四、国际关系上，王道不显（王道以“仁”），伯（霸）道不足（伯道以“义”），利益至上，但这种程度没有西方国家高。五、人民“安分守纪顺命”的程度不如传统中国，在物质与功利社会下，滋生了更多的情欲。

六、官僚层由传统的儒家学者型转向了技术实用型。

“中体”的种子只有在适合的土壤里才能生根发芽，否则就会长期隐没成为死种。在当代中国，必须在与西方融合的同时，进行“中体”的培育与浇灌，不可能存在先后了。“中西融合，走向世界”，本就是“中体”继承发扬的重要目标和重要方面。

笔者在此，建议几点：

一、复兴儒学，对儒学进行现代化改造，建立全社会的德教体系，将德教延展到治国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在德教与法治之间，重建“礼”，将“礼”作为德教的直接约束规范。

三、监督权独立。独立于立法权与行政权、党权。各级监督机构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官员、党员不得任监督机构代表。对民意负责，独立于各级行政与司法机构，各级监督机构，与各级权力机关，一同行使政府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