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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菀不理他，却对着二嫂撒娇道：“二嫂，他打人。”

二嫂搂过她的头，替她揉一揉，嘿一声笑道：“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打情骂俏了。和你们一比，你二哥好算呆木头一个，我们年轻时都算白过了。如今三个孩子都有了，也没有这样的心思了。二嫂真羡慕你们。”

说得紫菀脸红，走开去和孩子们玩。吴霈拿了一只小小扁扁的洋铁皮盒子，把折纸都放进去，拉了紫菀说：“三婶，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跑到屋角的一扇屏风后面蹲下，在墙角的踢脚板上抠了两下，抠出一个暗藏着的抽屉来，里头有些男孩子玩的弹弓泥丸之类的小东西。吴霈把那个铁皮盒子放进去，再把抽屉关上，把嘴贴在紫菀的耳朵上说：“这个地方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也不许讲给别人听，好不好？”

紫菀说：“好。”只听吴菊人问道：“你们要个在那后头做什么？”紫菀牵了吴霈的手出来笑着说：“说悄悄话，不告诉你。”低头和吴霈眨一下眼睛，两人捂着嘴偷笑。

在杭州住了几天，吴菊人在二哥的茶庄里收了半船的茶叶，以及檀香扇、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等棉制品转去上海。

其时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以生丝、丝绸、棉布、茶叶为主。有名的“紫花布”（用紫色棉花纺织成紫色棉布）流行于19世纪法国市民中间，被称为“The　Modem　Library”。生丝在1890年以后的几年中，年输出量达10万担上下。而Nankeen（南京棉布），畅销于海内外，号称“衣被天下”。　嘉定、太仓、上海境内的农田三分种稻，七分种棉。嘉定一带甚至达到了“棉九稻一”，甚至专种棉花不种稻米的都有。

吴家三兄弟的商业便是以经营这些为主，并且分管一项，各施其职。吴萸人在上海负责和外商打交道，吴苌人在杭州负责收拢汇集打包，吴菊人就在乡间收购生丝布匹茶叶运往杭州。这次吴菊人动了远游之念，便和兄长商议在法国的马赛和巴黎各开设一个商行，跳开在沪的洋人买办，自己营销。吴菊人和紫菀抵沪之后，住在吴萸人家，先订了法国的“埃及法老”号邮轮上的两个舱位，自己和吴萸人日夜商讨在法设行的事。

紫菀对四十年前的上海颇有兴趣，带了唤茶和吴萸人家的两个男仆在大马路二马路上闲逛。四十年对杭州来说变化不大，但对上海，就跟换了个地方一样。紫菀坐在车厢里走过外滩和大马路上，几乎不认得。沙逊大厦中国银行大厦都还未建，后来是沙逊大厦的地方这时还只有一幢三层楼的洋房，牌子上写的是“沙逊洋行”，人称“火油公司”的亚细亚大楼也没有，英国侨民聚会的“上海总会”已经在了，盛宣怀的“通商银行”虽然在，但却不是后来的样子。

这个时候日本造的人力车已经进入上海，是普通人的代步乘坐的工具，有身份的人家则用带车厢的西洋式马车，女眷出门坐在车厢里，不会被外人看见，更安全隐蔽。吴萸人家和洋人通商，生活习惯颇为洋派，家里也有一架马车。紫菀说要上街看看，吴萸人太太便命家里的马车送她。

她去书店买了法语字典、法文小说、英文小说等读物，又去英国人开的洋服店，用英文和店员聊天，添置了西服洋装，皮鞋扇子，手套拎袋，花伞草帽，内衣袜子等服装。这时的衣服和她穿惯的洋装又有不同，更繁复更古老，胸衣内衬还保留着，没有女仆根本穿不了衣服。她有心要吓吓吴菊人，便在店里把衣服换了，让女店员帮她束胸收腰，扣好背后一串珠扣，把原来穿的大襟绣花的中式衣服叠起来，放在一只帽盒里，出门交给男仆捧着，把两个男仆和唤茶看得眼珠子快掉了下来。命男仆把东西都放在车厢里，自己戴了一顶饰满绢花缎带的夏季草帽，打着一把小小阳伞，穿着半跟皮鞋，坐了马车回家。快到吴宅门口的拐角处，便让停车，吩咐唤茶和男仆半个钟头以后再进去。

她敲敲吴宅的门，收了阳伞，等着人来开门。看门的仆人看她一身穿戴，以为是外国人的女眷，根本就没认出是几个钟头前他刚送出门的三太太，请她在小客厅坐了，垂手问道：“小姐有何事，想见谁？”

紫菀故作傲慢地抬着下巴，说：“我听说吉昌行的吴三先生到了上海，你让他来见我。他欠着我好些帐没付，今天他要是不敢出来，我就在这里不走了。”

那仆人吓得不敢抬脸看她，后退着出了小客厅，心里嘀咕难道是三老爷欠下了什么花帐？还好三太太出门去了，不然让三太太知道了，可不得了，忙忙地去禀告了吴菊人。

吴萸人正好去处理事情了，留下吴菊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