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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仔细阅读小说当可发现，这位周郎的不正常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可谓间歇性的发作。在处理东吴内部事物或与曹操一方作战时，周瑜往往是精神焕发，神勇无比，游刃有余，一副少年老成的英武形象。但是，一旦与刘备一方交锋斗智特别是面对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时，周瑜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风采顿失，一下变得愚蠢无比，屡受挫折，成为一位结局可悲的弱智者。宽容与狭隘、睿智与愚蠢、从容与暴躁、远谋与近视，就这样奇怪地缠绕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极其少见的，即使是有，也应归入精神不正常者的行列。如此一位精神极度不正常的人物何以能成为东吴的得力干将，屡屡得到孙策、孙权的信任和重用，被委以军国重任，看完小说，不能不产生这一疑问。要知道，东吴就是依靠这样的人物立国存身，成为鼎立局面中的一方，并维持了比西蜀更长的时间。显然，在小说中，这位周郎出了问题。

自然，问题不在周瑜本人，而是出在小说作者身上。究其根源，乃是作者对周瑜的定位有些问题。尽管周瑜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是东吴事业的重要支柱，但在作者的安排下，他不得不为小说中另一位更为重要的核心人物——诸葛亮作陪衬服务。在小说中，周瑜主要是作为诸葛亮的陪衬而出现的，他如同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那位整天作张口结舌状的华生，以自己的无能和愚蠢来衬托诸葛亮的高明。有了周瑜的衬托，诸葛亮的形象倒是写得十分光彩，又是舌战群儒，将东吴群臣一概骂倒；又是草船借箭、巧借东风，活生生将周瑜赤壁之战的盖天功勋全部抢走不说，还屡出毒招，最终将周瑜三气而死。按说次重要人物为最重要人物作陪衬倒无不可，只是作者这样淋漓尽致、毫无顾忌地写来，诸葛亮倒是写好了，但周瑜却被写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了。显然，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周瑜为代价取得的。运用陪衬手法时是否一定要将陪衬者牺牲掉，这是值得怀疑的，能否在写好被陪衬对象的同时也兼顾陪衬者的形象，达到双赢的艺术效果，对小说作者这样优秀的写作高手来讲，并不算是特别苛刻的要求，因为在《三国演义》中，为诸葛亮作陪衬者除了周瑜之外，还有那位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而后者在作品中的表现显然比周瑜要正常得多。

这个周郎不正常（2）

小说创作不同于编撰史书，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史实来写，作者完全有虚构想像的权力，他有写出人物负面性格的权力，也有将历史人物彻底“易容”的权力，即使是将周瑜写成丑角也无所谓，但是对其言行举止、思想性格各个方面的描写要和谐统一，不能相互背离，发生抵牾，但小说中周瑜形象的描写恰恰正是犯了这个毛病。如果仅从书中和诸葛亮斗智的这类事迹来看，心胸狭窄、脾气暴躁的周瑜倒也写得颇为传神，但是一旦放在整部作品中来看，问题可就大了。因为在小说中，周瑜并不总是和诸葛亮同时出场的，在没有为诸葛亮作陪衬服务的时间里，他的形象一下又变得如此高大。如果将诸葛亮缺席时的事迹归纳到一起来看，周瑜又成了一位胸怀远大、智勇双全的少年英雄形象。人格再分裂，精神再有问题，也不至于反差如此巨大，大到不可理喻的程度。

何以一位光彩照人的少年英雄人物竟沦为昭显他人辉煌的次要角色，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细究起来，周瑜陪衬角色的定位与东吴一方在《三国演义》中的整体地位有关。在这部小说中，拥刘反曹既是作者的基本立场，也是全书的结构主线，这一二元对立结构方式的采用与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从而使东吴一方陷入一种较为尴尬的状态，它既不是作者正面表现、极力歌颂的汉家后裔，也不是作品反面表现、无情鞭挞的篡权贼子，可以说处于善恶、正邪、美丑两极的中间，游移不定。结果，东吴在作品里失去了三国鼎立局面中的支柱地位，没有像魏、蜀那样成为全书描写的重点，反而成为为双方添色的陪衬，其自身色彩的亮丽与灰暗，黑与白，完全取决于陪衬对象的性质。遇到形象高大的刘备一方，东吴只能成为委琐卑劣的反方，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