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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倪匡兄说：“我最记得不知哪里跑来一只波斯猫，毛长得很，给顽童打了很多结，我天天为它解，也解不完。《老猫》这部小说，就从那只猫得到灵感。那时天寒地冻，每晚听到狼叫。”

“有没有得吃？不会把猫也吃掉吧？”

“那干部丢给我一大块东西，黑漆漆的，原来是冰冻了的豆腐，大概是发了霉。有一天，一个读政治科的蒙古人偷偷地来看我，说我死定了。”

“啊，”我叫了出来，“怎么认识的？”

“刚来蒙古时是在农场工作，大家谈得来，我记得他是从一个名字很古怪的县来的，叫托克托县。他把一只马偷来，要我骑着，说记得一定要朝北走，走到有蒙古人的村落，就会收容我，叫我学蒙古话，住上两三年，最好娶个蒙古老婆，没人认得，就可以逃脱。”

“你真够胆。”我说。

“还有什么选择？哦，对了，他还把我的档案也偷了出来，那么厚的一本，都是针对着我的，拿来当传记，更够详细。这更令我下了决心，骑上了马。那只马瘦得不得了，连马鞍也没有，只披着两个麻布袋。这个蒙古人，真是我的恩人。”

“后来有没有机会报恩？”

“再也没见过他，心里还是感激的。”

“跑出来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当然是先把那个厚厚的档案放火烧掉了，烧完时下了一场大雪，白茫茫一片，哪里知道东南西北？”

“你到了香港后还有不知方向的阴影，一定死缠着倪太，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我问。

倪匡兄点点头：“你也看过我一直戴着的那个有指南针的手表。”

“后来呢？”

“记不得走了几天几夜，看到了一条火车轨，跟着走，就走到一个车站，是黑龙江省泰来县。车站旁边还有一个豆浆档，买了一碗，喝了下去，全身温暖，温暖到手指头脚趾头都感觉得到。”

出走（2）

“买豆浆？身上有钱吗？”

“我好歹也做到了一个第二十一级的干部，有工资的呀。”他骄傲地说。

“是乘火车到了香港来的？”

“没那么简单。”他说，“到了车站，就有地图了，我一看到鞍山，就想起我哥哥来。”

“倪亦方？”

“是，他在钢铁厂做工程师，还被选过十大先进青年。我记得后来在香港时，看过《大公报》的一篇报导，标题写着《倪匡、亦舒的哥哥领奖》，笑得亦舒和我要死，哈哈哈哈。”

抵达

“在哥哥倪亦方那里住了多久？”

“一个多月。”倪匡兄说，“但是户口报不成，还是非走不可。”

“又乘火车？”

“不。这次坐船，在鞍山认识的年轻人都说可以乘轮船到大连，在青岛时不要下船，躲起来，等船开了，再走出来好了。”

“船长没把你抓起来？”

“这种偷渡的情形常有，也不止我一个，船长抓到了，教训我们一顿，就在上海把我们放了。”

“到了上海就回家去？”

“哪里有家？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了香港。”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一九五〇。”

“你怎么没跟他们来？”

倪匡兄说：“那时候大家是热血青年，哪里会到香港那种殖民地主义的腐败地方？”

“那时候的宣传是深入民心的。”我说。

“不过我也思考过，也闯了祸，那厚厚的档案也记载过我问的话。”

“你问了什么？”

“说在台湾，每个人都在吃香蕉皮。”

“这种宣传我也听过。”我说。

“我问干部大家吃香蕉皮，但是谁吃了香蕉肉了？哈哈哈哈。”

“那么在上海依靠谁？”

“我到亲戚家里，大家都当我是瘟生，恨不得马上把我赶出去。”

“那怎么办？”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段广告，说可以帮忙人家到香港去。”

“这种广告怎么登得出？”

“那是社会最乱的时候，举行了大鸣大放的运动，一切很放得松，后来才抓人。”

“你去找了那个组织了？”

“对。”倪匡兄说：“他们问我，你会不会讲广东话？”

“有什么分别？”

“不会讲的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