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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房间休息、吃饭。这时活佛过来给排队等待的藏民摸顶。因为同行的几位友人都是活佛的弟子，其中一位他们称作“泓姐”的还是位西医的主治医师。他们都叫活佛为上师，我干脆随喜，也跟着一起叫上师。过了一会儿，上师把一位约十五岁的男孩领到我和泓姐跟前说，我知道泓姐是西医，洪慈会中医，能不能请你们给这孩子治治眼睛。我吓了一跳，孩子眼睛又红又肿，处在糜烂状态，瞳孔因化脓变了颜色。泓姐检查了一下，说眼下没有西药和设备，看来只有用中医治疗更方便，就让洪慈看病，我来替他把关。我让他看了一下墙上的照片以检测其视力，他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一米以外的东西就看不见了。

我在峨眉山看老杨治过眼疾，自己从未治过，更别提在眼睛上扎针了。慎重起见，我致电老杨，咨询了一下穴位，然后开始治疗。我看其病太重，除了老杨用过的穴位，我在随身带的医书上查询研究了一下，决定加上几个。因为病人说这是一场大病后的结果，所以我判断是伤了肝。过了二十分钟左右，拔出针，他居然可以看见照片上的人物，尽管不是很清晰，却说明视力已经好转。

从此开始，我治病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先过来一个肘痛的，我在腿上一针扎下就好了。立刻又来了两个肘、膝都痛的，也是当场扎针就好。同行的香港友人只知道我会点穴，不知我能扎针，于是也有几个上来请求治疗，再后来，连当地的部队首长、公安局政委和上师本人也都要求治一下，其中多为头、颈、肩、腰、膝之痛症。我本欲先实施拉筋，但鉴于当时他们对我还不了解，不易产生信心，而且给每人拉筋需要二十分钟，时间太久，西藏人都穿着厚重的裙子也十分不便，所以决定等他们对我有信心后在实施拉筋。为了尽量少用针，我先用了正骨手法，先给他们调整脊椎，祛除部分症状之后，再用针治疗剩下的痛点，果然效果明显。以下是当天的记录：

如此治下去，当晚大约就治疗十多个，全部都有立竿见影之效。次日来看病的人渐多，除了各类痛症之外，内外妇儿各科的病都有，这逼使我将朱大夫的手法，老杨的针法和老李的点穴全用上了。泓姐是名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由她替我在治疗上把关实在是上天恩赐。由于疗效显著，病人越来越多，有的藏民为了早点治疗，天不亮就赶来排队，有的干脆就睡在寺庙的走廊里。有时我每天治疗超过一百人，后来为维护秩序不得不按序发号。本来到西藏是向活佛求法的，没想到由此开始，佛道与医道接轨，我的求法之旅也成了行医之旅。

活佛笑着对我说：“你可能在这里待上三个月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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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喇嘛寺变诊所

当晚我和其他几位同道和司机就住在治病的这个大屋里，上师住在里屋。这间大屋相当于上师的会客厅，中间一个炉子，四周都是卡垫，如同北方的土炕，我们就睡在羊毛织的卡垫上。卡垫既可坐又可卧，值得推广。在此后的两个星期里，这间屋子就成了我的诊所、卧室、饭堂、客厅，我天天都在这里过着足不出户的日子，除了给人治病，就是听活佛讲法。

我跟西藏的因缘很深。早在20年前，我就对西藏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情感和冲动，我一共写了七封申请书才被批准到西藏工作了一年，并在那年利用假期和工作之便走遍西藏，包括西藏的三条大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和阿里（新藏）公路。那时不为别的，就为一种好奇、梦想和疯狂，甚至就是为了流浪。现在，好奇和梦想依旧，只是流浪变成了云游。

只要一闻到酥油茶的香味，西藏的色彩、声音、质感就会象精灵一样在我的内心徐徐升起，仿佛灵魂因闻到了同类的气味而心动。寺庙的屋顶、卡垫、用具都让我想起当年住在拉萨大昭寺情形。那时我作为平叛工作组的英文翻译进驻大昭寺，如今又作为追随佛教的求道者和民间中医而住进喇嘛寺。回头一看，这真是一道妙不可言的人生轨迹，像个圆：当年我从西藏回到北京，又从北京到美国留学，再到纽约、香港工作了十几年，然后回到北京，现在又以新的身份返回西藏。我从一名所谓“海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土鳖”，因为我目前的工作从形式到内容，全是最土的，亦即最传统的。

正是用这些最土的疗法治病救人，在西藏却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疗效。我动手扎针才一个月，在紧接着的半个月之内，就治了一千多病人，而且90％以上都有显著的疗效。除了最常见的腰腿痛症，光各类耳聋病人就治了几十个，有时一天就治十几个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