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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读完蔚然的《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我深感愧疚。

这首先在于，这本书所记录的真实中国农村的贫困，远远超出了我们从一般媒体上所接受的资讯，甚至超出了普通城市居民或富裕地区民众的想象。这本书中的“故事”，用“个人史”的方式描述出社会的一个断面，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问题增加几分必要的焦虑感和紧迫感。这本书也记录了当下社会中不为人知的真实，为历史留下了有价值的“影像”。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知道有城乡二元结构，也了解了一些农村和农民的贫困，但并不能真切地感知边远地区的贫困之深，不能感受这些贫困对于具体的个人的意义。这本书给了我们具体的感性认识。如果人生只能为生存挣扎，并且放低到最低层面，活着的全部目标和意义就是一口饭，一件衣，人又有什么尊严可言？又有什么“自由发展”的可能呢？而更严重的问题是脱贫无望。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包括缺少基本权利和被社会排除在外。因此，贫困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困顿，更是因缺少出路而产生的束缚感和无力感。这种赤贫下，人要么麻木地绝望苟活，要么寻求宗教的慰藉，要么滋生严重的刑事犯罪。

是的，贫富差距很大，贫困问题很严重，但我们常常会将其归咎于社会问题，将消除贫困完全看成是党和政府的责任（当然这的确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很少有人会将其与自身联系起来。即使是善良人士，通常也只是选择捐款捐物来表达爱心，我这样的研究者也为“建言献策”而得到满足。但作者却不是这样，他走得更远，更坚决，更加的无私。

作为一位中文系的毕业生，一位生活和工作在大都市、衣食无忧的白领，蔚然本与三农问题距离遥远。但他不仅数年如一日，利用业余时间思考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致力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入到解决农民贫困的实践中去。1997年，他为重庆市巴南区小观镇柑桔产业作了规划，一年后就有了成效。2000年，他骑自行车走完了焦作五县四区，完成了农业发展规划报告，并为提供最迫切需要的手把手帮扶，不惜辞去了在北京的工作。2006年他开始发起“万村行”活动，立志用25年走遍全国所有行政村，每村帮扶起一至三家农户走上健康、良好的发展之路。

而他所进行的帮扶“万村行”，实实在在地给农民送去了技术、信息，也给农民送去了信心和关怀。这个过程中，他付出了时间、金钱和劳累，收获的是农民的增收。我自己作为一位专职的农村问题研究人员，为没能像作者一样努力而感到愧疚。

但愧疚之外，我也为作者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执著而高兴。我们都已经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公民的主动参与。“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自觉，正是蔚然在“爱心”之外另一方面的关键词。而从“万村行”那里，我还看到了公民参与的作用。它是蔚然一个人的责任感与能力结出的果实，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下，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等都处于刚刚起步的不完备阶段，它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蔚然这样的先行者。

更为可喜的是，作者的帮扶行动背后更汇聚了许多志愿者、热心人的力量。像作者这样“专职”做无偿的公益，毕竟只能是少数。而普通公民只要量力而行，集中起来就相当可观。但可惜的是，他们对作者事业的帮助只能是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虽然灵活，却难免缺少可预期性。如果蔚然的帮扶基金会能顺利成立，就能够把社会上对贫困民众的关爱有效地集中起来，将资金、农业科技知识、创业经验等整合起来，在法律框架下，将这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做大做强。而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创造机会，为发展民间公益组织创造条件，这是政府的责任。？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2010年4月8日于北京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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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贺雄飞（著名出版家？犹太文化研究专家

这是一本令赵本山们汗颜的书。

以赵本山为代表，每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总要播出一部反映当代农民生活状态的小品，不仅在演出时掀起高潮，而且常常会被全国观众评为最受欢迎的节目，赵本山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小品王”，许多观众透过赵本山的小品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