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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国内的一些现象，我觉得非常有趣。

网友：请问一下您的新作和您喜爱的颜色。

严歌苓：我的新作有五部，都是半流产的状态，我现在正在改自己的电影剧本，负担是很重的，因为电影剧本一稿总是写不成，总是要十来稿，所以我写小说的时间和精力都被电影占去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愚蠢。我是一个变色龙，什么颜色都喜欢，这个阶段最喜欢的是白颜色和黑颜色。

主持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严歌苓：好象你在想不出什么颜色的时候，穿黑的和穿白的总不会错的。

网友：严姐姐，您做妈妈了吗？如果做了的话，您怎样教育子女？

严歌苓：哎呀，你让我很痛心啊，我特别想做妈妈，但是好象没这个命了。我非常非常爱孩子，我可以跟孩子玩儿，总是要看手表，不要玩得时间太长了，玩得什么都忘了。

网友：您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

严歌苓：幸福就是知足，您特别满足就幸福。

网友：听说《扶桑》要拍摄电影了，能介绍一下这个进程吗？

严歌苓：《扶桑》是很难产的电影，已经进入了前期制作，我们换了三任编剧，后来编剧的资金被耗光了，才由我自己来编剧，演员基本上已经选定了，要把唐人街重新建造起来，工程量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写电影的经历上是非常非常难忘的经验。

主持人：资方和导演已经确定了吗？

严歌苓：导演是陈冲，资方是美国和日本的电影公司。

网友：写作给您带来的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严歌苓：乐趣是自得其乐吧，苦中求乐吧，还有一种就是生活方式，独立的，不需要上班，可以自己说收场就收场，这种比较自由的，还有不见人，我这个人特别怕见人，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还有你写作嘛，你观察人，都是你在旁边，我很喜欢到人很多的陌生场合去，这样我也会被人认出来，不用和人周旋，寒喧，像鬼魂似的，这种观察是非常安全的。

主持人：您所描写的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对自己人生的剖析和最大程度的理想化？

严歌苓：没错，这个讲法是非常专业的，我对自己的剖析很多，每天都有很多对自己的发现，有的时候非常惊喜，大量的时间是非常的有挫败感。特别是在自己父亲身上和自己身上看到基因的无法抗拒的顽强性的时候，这时候的自我剖析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我没有办法不把许多东西理想化。

网友：您对当今的很多作家热衷于媒体上的炒作，您怎么看？作为实力派的作家，您在文坛上拥有的读者和得到的奖项，是不是有一种不相称的感觉？

严歌苓：这就是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是容易知足的人，我是乐观的人，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现在炒作在美国也很需要，我出了一本英文书，就必须在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演讲，和读者见面，有时候我觉得像卖假药的，比如陈冲提醒我，最近我看见马友友在超市给人签名售碟，他也需要这样做吗？他是为了自己认为好的音乐而占领一些地方，一个作家对自己有自信的话，就应该这样做，听了陈冲这些话以后，我就感觉到，不应该对宣扬自己的作品那么脸红，可能是比较老的态度，但是我自己的个性实在是非常非常不适合做这样的事情。

网友：您专门学习过英文写作，现在尝试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小说，您是如何把握这两种不同语言的特性的？

严歌苓：这两种语言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一个是视觉的，一个是听觉的。英文写下一行字出来以后，我们的汉语，说良心话，从古老的文字形式演变出来，但是和古老的形式没有太大的区别的，我们每个字都是象形的，假设会写繁体字的话，会发现每个字都是象形的。我在美国《纽约客》这本杂志上看到了对汉语的评论，它是人类语言发展的一个例外，对中文作家来讲，就是一个非常独特又非常艰难的一个创作，就是说你这种语言是和他们共性很少的一种语言。我感觉到，在英文的翻译当中，我和我的翻译经常切磋的一些问题，发现有很多时候你要牺牲，汉语和英文当中有一些不可译的东西，它的生动，它的幽默，它的很多东西，到了翻译以后，就发现它不在了。这一点就让我对两种语言很熟悉的人感觉到非常无奈，有时候非常痛苦，找不到一条最好的途径。

那么我就在幻想，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用汉语把这个东西写出来，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