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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父亲母亲站在一旁，让我进到人群里去打探行情。我在人群中穿行，偷听别人讨价还价，最后摸清了行情。壮丽的原价两角五，这里卖三角五，太平的原价一角七，这里卖二角五。我将行情告诉了父母亲，他们观察着买烟者的面相，那些一眼看过去就不是好人的人不谈，那些趾高气扬滔滔不绝的人不谈，见到一位面善且寡言的中年人，父亲轻声问：“要烟啵？”中年人笑着说：“我也是卖烟的。”

我瞄到一位年长者因价钱没谈好而作罢，赶紧追上去说：“我这里有烟，要啵？”年长者疑惑地看着我，我把他带到父母身边，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成交，父亲接过钱，把布袋里的五包烟给了那人。

忙碌了大半夜，赚了四角四分钱。这可是我们家唯一的计划外收入，钱虽不多，但正如嬷嬷她老人家说的，我们经济人家每一分都金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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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日子

从1959年到1961年，共和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困难的严重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粮食大面积减产，有些地方颗粒无收。二是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盲目冒进，弄虚作假的浮夸之风盛行，各级政府没有客观冷静地采取相应的政策对待灾害。三是因为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建项目、逼迫还债、雪上加霜。

我是这次灾害的亲历者，虽然当时只有10多岁，但记忆是深刻的，有些情景历历在目。

情景之一：安徽佬抢饭吃。

刚开始搞城市人民公社化时，我们都要进食堂吃饭。一天中午，我把全家的饭打好，急匆匆回家。在绳金塔大街上，我前面的一位年轻人端着一碗饭正走着，冷不丁从路旁窜出一个“安徽佬”，饿狗扑食一般，冲上前来，用双手抢到一捧米饭，往嘴里塞。年轻人见手里的那碗饭没有了，气愤至极，拳头两声般落在“安徽佬”身上。任凭怎么打，“安徽佬”不作任何抵抗，只是拼命将手中的饭粒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下去。年轻人打累了，在众人的劝说下，无可奈何地停住了手，端着一只还剩几粒饭的碗，长叹一声：“我一家人还吃什么！”

类似这样的“安徽佬”，当时南昌街头有很多。以至于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安徽佬”成了流落街头讨饭人的代名词。每当遇到有人狼吞虎咽吃相难看时，就会说他像“安徽佬”一样。

古语：“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三年大饥荒时期，当饥饿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命，人间的廉耻便丧失殆尽。街头上那些衣不遮体、蒙头垢面的“安徽佬”，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食品，而去抢夺，这是人在极端状况下的非常举动。因为在他们的家乡，可以吃的和不能吃的东西已经全部啃了、嚼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比黄连还苦，也被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下去，甚至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由于饥饿，卖儿卖女成了风气，家破人亡习以为常。

情景之二：一家人分饭吃。

那几年我们家是嬷嬷（祖母）操持家务。天还未亮，她就要摸黑赶到菜场排队，凭供应证购买平价的蔬菜。那时的菜场都是由国家统一经营，一般情况下无菜可卖，碰得好会卖点包菜边皮。嬷嬷将边皮洗净切好，放进鼎罐里和米一起煮粥。等水开了一段时间后，她揭开锅盖，在水中捞出两碗饭，然后再盖上锅盖，继续熬粥。

一大一小两碗“捞饭”是我和大弟云冰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我那时十多岁，云冰七、八岁，都处在长身体的时候，男孩好动，体力消耗大，为了能让我们俩健康成长，嬷嬷硬是从全家的嘴里抢出饭来给我们吃。捞走两碗饭之后，鼎罐里的粥更稀了。嬷嬷和其他孩子只能喝包菜稀粥了。

嬷嬷在家庭内部采用的这种“重点照顾，定量分配”的方法，是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的权宜之计。如果不是这样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合理安排，那就会发生家中断粮、无米下锅的惨状。

当时的粮食定量也不是很低，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吃不饱？主要是肚子里没有油水，物资缺失，没有任何副食品，肉、鱼、蛋、奶这些东西根本看不到，光吃粮食，能不饿吗？

情景之三：吞着口水看人吃。

少年时期我一直没吃过早饭。清早起床后急匆匆要赶到学校去早读，家里不会准备早饭，也不会给钱到街上买吃，只能空着肚子上课。那几年肚子里油水少，每餐都吃不饱，又是长身体贪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