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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搬进新校址，一切都有了改变，学校不再正常上课。“通知”、“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将运动推向高潮，我被班里推举出来参加学校*领导小组，却不知道如何去开展工作。

很快，《*中央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十六条）发表了，学生们群情激昂，社会各界异常兴奋，人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毛主席语录》被印制成各种版本的小红书，人手一册或几册；各种样式各种质地各种尺寸的毛主席像章，应运而生，成为时尚品；城市里每一块醒目位置的墙面上，都用鲜艳的红漆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形成了一片红色海洋。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升起了红太阳，

手捧宝书心向党，心呀嘛心想党。

要问我，要问我，要问我读的什么书？

毛主席著作闪金光，闪金光！”

这是一首旋律优美节奏欢快的男女声二重唱歌曲，一辆辆中间摆放着毛泽东塑像，四周用红色日光灯管组成金光四射图案的豪华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反复播放，成为*早期我印象最深的一道风景。

工艺学校资金有限，拿不出钱来搞宣传车，只能在校门口西湖边上用砖砌了两块3平方米左右的语录牌，红色大字格外醒目，与对岸孺子亭遥遥相望。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几乎每天都有变化。破四旧，立四新，几天工夫，南昌有名的万寿宫夷为平地，佑民寺被人称为“江西穷是穷，还有三万两千斤铜”的巨大铜佛像锯倒运走，中山路黄庆仁栈的招牌取下砸烂，无数人家珍藏的古玩字画被红卫兵抄出来烧毁。用江西历代文化名人命名的街道，也有宣扬封建余孽的嫌疑而被改名。就连许多同学的名字也改了，我们班的胡福如改成胡新，余毛毛改成余宏，贾丽佳改成贾烈。我大舅黄介林也改名为黄闯，他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出于某种心理压力。我小舅叫黄石林，两人中间一字组成“介石”，这不是给人民公敌蒋介石张目吗？如果被人识破，在那个*时期，谁能说得清？我猜想大舅改名是基于这个原因。

破四旧高潮过后，串联到南昌的首都红卫兵12大队和江西医学院红卫兵首先在南昌贴出“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标语。一时间，八一大道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围绕“炮打司令部”进行激烈辩论，素不相识的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动粗。我穿行在辩论者之间，不敢插嘴。很快形成两大阵营，同意“炮打”观点的成为造反派，反对“炮打”观点的成为保守派。赵长生、张永红、万荷香是站出来发表言论最铁杆的保守派。

我每天都要上街看大字报看传单，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尽管大部份同学因为停课而成为逍遥派长期不到学校来了，我还是坚持在学校里吃住，整天都在学校里搞运动，我觉得这是个经风雨见世面增长干才的好时机。

晚上，我们经常会坐在湖边的一堆木头上乘凉，彼此交流着对文化革命的看法，传递着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夜深了，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望着远处孺子亭黑色的剪影，不知是谁居然轻轻地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旋律。

红五类与狗崽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同的颜色具有不同的政治意蕴，指代着不同的社会族群，最触目惊心的是红与黑。人们对红色的推祟发展到极致甚至于荒谬，亿万人臂上佩红袖标，胸前挂红像章，手上握红语录。大街上走着高举红旗的各种人群，墙壁上涂满红色的最高指示，宣传车大喇叭里不停地播送红色歌曲，到处是一片热辣辣的红海洋。甚至有人建议，交通信号灯应当改为绿灯停红灯行，这才符合革命群众的政治意愿。

“红五类”是*时期中国人语汇中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关键词。“红五类”指的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五类人群，他们及其子女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层地位，被称为最革命的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可以呼风唤雨主宰一切。与此相反的“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类人群，他们被打入社会的另册，属于贱民阶层，经常被凌辱、被歧视，他们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许乱说乱动。“黑五类”随运动的进展，其外延也在不断扩大，除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封（封建余孽）、资（资产阶级）、修（修正主义分子即变质的当权者），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因而戴上“臭老九”的帽子，他们都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我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属于非红五类人员，既没有目空一切的优越感，也没有胆颤心惊的恐惧感。这种平和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