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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对中国的不解、误解和偏见，不利于我国，也不利于这些国家自身，因为偏见会使他们的对华政策随之产生严重偏差。可以说，正确认识中国这个有13亿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事关他们的重大利益；也是世界和谐的必要因素。中国对外交流中力推“和”文化，“和谐”、“和善”、“祥和”，将是中国的符号表征。推广这样一个理念，公共外交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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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方人多少都会对中国心存一些偏见。西方人对中国有一种印象，就像中国人对西方国家也有一定的印象。通常，在这两种印象之间没有任何理解和沟通的桥梁。但是，西方人最不好的一种观念是，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来为全世界制定价值观，却低估了中国人的想法。另一方面，中国在和西方沟通时也有一些错误的做法。因为西方人的表达和理解方式不同于中国人，所以常常会发生一方说的是一回事，而另一方却将之理解为另一回事的情形。我们很高兴这本书可以为减少中西之间的误解作出一些贡献。

——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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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由于本书是在现场五次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先后以中英文版的形式出版的，双方作者之间的沟通及出版的事务是极其复杂的。本书从最初的创意到最后的出版，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朋友和单位的大力协助。首先我们要感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的副局长吴伟女士，没有她的最初构想和全程支持，就不可能有此书的面世；感谢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先生和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先生，他们为本书话题的设置贡献了不少精彩的点子；感谢《中国日报》前主编朱英璜先生对英文版的审定；感谢对话的现场翻译张洪斌先生，他的准确表达为双方作者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感谢许靖国博士和张海花女士，他们为双方作者的联络与协调做了许多工作；感谢梁婷婷博士和王更喜博士对本书对话部分的校核；感谢“桥艺术中心”慷慨地为对话提供了精心布置的场地；感谢新世界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海鸥领导下的编辑团队，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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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奈斯比特

多丽丝·奈斯比特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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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大趋势》“认识”奈斯比特先生的。迟至2000年，我才在北京幸会了奈斯比特先生和他的极富才智的夫人多丽丝。2009年5月，他们在写作《中国大趋势》时，曾把他们提出的“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的构思告诉我，并真诚地请我提意见。他们作为美国人和欧洲人（多丽丝是说德语的奥地利人），以他们的文化背景，从海量的、杂乱无章和充斥着矛盾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中提炼出了这八大支柱，让我不仅顿感惊异，而且颇为钦佩。我若在瞬间提出意见，不仅是鲁莽的，而且担心因为掺入了我的中国式观点，会影响他们非中国式的表述。于是，我表示，这八大支柱中国人是能理解的，也符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来发展的事实，事实是他们的写作——更准确地说是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的基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理念、政策、实践和结果被称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然而，通过世界各种媒体所呈现的中国差异极大。西方媒体说，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有多种前景：不成熟的中国、*的中国、经济强大但傲慢的中国。观察同一个中国，其结论竟然是多样的中国。

我和奈斯比特夫妇讨论了观察中国的困难和观察中国的方法。我们认可中国是一辆疾驶的列车，列车不仅很长——有30多个省市，而且乘客很多——56个民族的13亿人。站在路边，甚至站在万里之外观察列车，看不清楚运动中的列车的外形，更看不清楚车内的情况，于是描述不准的情况在所难免，遑论较准确地评论。奈斯比特夫妇是在中国列车上考察中国的少数西方作家之一（另一位令中国人印象深刻的作家是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他提出了中国改革的指导性的四原则，也是一种新鲜的角度）。我们三人在对话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在中国列车上考察中国也非易事，面对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发展的不平衡、13亿人口的贫富不均、各地区地缘文化的差异，要想认识到中国的本质究竟该用怎样的方法。

多丽丝问了我一个近乎哲学性的问题（我一向认为以德语为母语的人往往擅长哲学思考）：表述中国的社会制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