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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人民解放思想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关于如何给中国新的体制找一个名称，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我想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新体制，或者说了解这个体制的结构是什么。因为虽然中国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做得很好，但她确实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棒！这是西方能够真正学习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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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喜欢推广自己的价值标准，强调普适性

赵：你们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实际情况，有的西方人愿意用自己的模式为标准，并希望其他国家也采取这种模式。这涉及到某一种模式是不是具有普适性（universality）的问题。

一般说普适性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是平面的伸延，就是世界各地都适合；一个是时代的伸延，以前适合，现在适合，将来也适合。在自然科学领域呢，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说牛顿的三个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中国、美国、奥地利，都是适合的，甚至于在火星、金星上都是适合的。所以，自然科学的定律的普适性是绝对的。

可是在讨论社会科学的普适性时就要十分小心。比如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因开创了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著称于世。代表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货币改革论》、《货币论》等。）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初，对美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40年代，美国人就不使用凯恩斯的理论了。那么今天遇到了危机，有人又想到了凯恩斯的理论，但是今天却不能完全照着凯恩斯的理论去做，所以说它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不能说有普适性。

您在历年的著作中都对社会的发展做了推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在一定条件下，用外推法是比较准确的，但您是综合了您的全部知识和智慧，做了一个延伸的预测或预言。这是很不容易的，您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奈：谈到您说的这种外推法，其实有许多种，很多时候是通过已有的数据来推断未来的数据。可是我不是去推断数据，而是推断人们的观念。

赵：那您的方法应该叫analytical　extrapolation。

奈：也许可以这么叫吧，解析外推法。

多：我想回到刚才所谈的内容。您把科学和科学发现同人们的行为规则进行比较，我想它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不管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所有发现的自然条件总是存在的，它们从未改变，问题只是我们将在何时发现何种真理或何种事实并给它命名，其他一些可能的发现我们迄今尚未能知晓。此外，有许多事情没有绝对真理，那些就是我们需要创立规则的事情。我们永远不能为自然创立规则，究竟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但是，我们能够极大地影响阳光下的这个世界生活的规则，那就是我们能够宣称何谓正确、何谓错误的领域，这当然也是和谐世界的难题。

赵：但是世界的规则，需要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谁也不能宣布他就是真理的代表者或者上帝的代表者。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处于战国时代，存在着许多小国家，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相处就是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这时候人们就会厌烦战争，于是就有智者提出“求同存异”，或者是“求大同存小异”，而不是求完全相同，因为人们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在中国哲学里，“求同存异”以及“和为贵”的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样，我们的先哲创造出了一个和谐社会的信条。

奈：的确是这样。您刚才提到的求同存异的原则确实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放眼世界，就会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各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越来越强，相互依存性越来越高。而与此同时，各国也更加重视其民族的文化属性。所以，二者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随着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提高——这是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你的文化面临着挑战，各国会更加强调各自文化的属性和特征。

赵：人们都相信自己的母文化，熟练地使用母语，喜欢自己国家的饭菜，于是很自然地希望最好全世界都和自己有一样的语言和饭菜。但实际上，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是必然长存的。现在欧盟强调多元的文化，我觉得这一点是先进的。

奈：您刚才提到了欧盟在欧洲主张多元的文化，但实际上欧盟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视或承认其他国家的多元文化，它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