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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经济适用男》

作品背景相关资料　康熙六次南巡治河（第一、二次）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年—1707年）间曾经六次南巡，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小说、影视对其进行铺陈渲染，把史实涂抹得似是而非，而康熙南巡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治河、导淮、济当时，淮安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淮安视察，指授治河方略。康熙帝在这里努力践行其“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治河思想，体现了一位伟大君主追求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求实人格，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是清王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他熟谙文韬武略，具有远见卓识，在位六十一年，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政绩卓著。他八岁登基，十六岁亲政以后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尤其是河务，康熙帝更是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为了治河，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四十六年（1684—1707年），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每次均以详细巡视河工为首要。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一带，当时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帝每次南巡，必到此视察。

一、执政之初对河务的关注和研究。

明末清初，战乱频扔，河道年久失修，至康熙初年黄河下游到处决口，灾害连年。据不完全统计，清初顺治元年至康熙十六年（1644—1677年）淮河流域的黄河夺淮之灾的次数多达90起。［2］自徐州砀山以下至涟水海口，黄河决堤七、八十处，洪泽湖高家堰决口三十多处，翟家坝决口成河九道，清口、运口淤为陆地，不仅百姓田庐受淹，而且运道受阻，每年从南方供应京城的四百万石漕粮也失去保证。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康熙帝亲政不久，黄河在桃源南岸烟墩决口，沿河州县悉受水患，清河冲没尤甚，黄河下流既阻，水势尽注洪泽湖，高邮水高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3］从这时起，水患便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重视，正如康熙帝自己所言：“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如宿迁以下高家堰等运河［4］他悉心研究治河方略终身不缀。

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前，康熙帝以澄清吏治和治河为策论试题，其中提出“漕粮数百万石，取给东南，转输于黄、运两河，何以修浚得宜？而天庾籍以充裕，俾国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处此。尔多士志学已久，当有确见其中，其各摅凤抱，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5］

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月，康熙帝派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阅视河工，绘图进呈。［6］康熙十五年（1676年）高家堰大溃决，仅武家墩至高良涧就出现三十四处决口，淮水迅速下跌，河蹑淮后，大量倒灌入湖，形成上破归仁堤，下破高家堰，突入里运河，漫流里下河的严重局面。江南财赋重地被淹，运道受阻，对平定“三藩”的战争也极为不利。因此，尽管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康熙帝还是下决心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治理。康熙帝命冀如裼等视察河工，行前一再嘱托：“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州县百姓皆受其困。今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堪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无得苟且塞责。如堪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7］同年十二月；康熙帝还从治河、导淮、通漕的长远之计着想，“命江南淮、扬所属沿河地方栽植柳树，以备河工之需。”［8］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在平定“三藩”激战正酣的时刻，康熙帝敕谕安徽巡抚靳辅总督河道。靳辅上任后，驻节清江浦，深入各河道水域调查研究，“周度形势，博采众论，为八疏同日上之”。［9］辅疏言：“治河者当审全局，运道之阻塞由河之变迁，河之变迁由向来治河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无关运道遂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10］靳辅指出：“清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无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河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分而刷黄不力，黄必内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黄河南岸不提，则高堰仍有隐忧，北岸不提，山以东必遭冲溃。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