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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8）

中国的经济腾飞起始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你可以去调查调查，原先“地富反坏分子”的第二代、第三代，在乡镇企业中曾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乡镇企业的骨干。他们从地底下爬出来，拂去身上的泥污，积累了多年的智力和能力一下子迸发出来，这才造就了乡镇企业的辉煌。

民间经济的繁荣也是如此。从最早的“能人”、“个体户”、“万元户”直到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人物，看看里面有多少“身份”不好、“成分高”的人吧。如果不首先破除“身份识别制度”，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的第四大经济体吗？

“不可接触的贱民”真正成了甘地说的“上帝的孩子”。他们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从而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

1978年以前，编辑发现你的稿子可用，必须先去信征询你所在单位的意见，当然首先是核查你的“身份”。我之所以能重新执笔，就得益于到1978年向报刊杂志投稿再不需要“身份”证明。

曾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反动学者”、“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种种帽子的知识分子及其第二代，只有摆脱了“身份识别制度”才有发言权，才能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

今天的文学评论家可以说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艺术性不高，甚至可以诋毁它是一堆“文学垃圾”，但正是“新时期文学”开创了今天文学繁荣的局面。今天的“80后”，不可想象我们那时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来闯一个又一个“禁区”。我们为后人开辟了道路。“新时期”作家曾是中国老百姓的代言人，我们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好的话。中国“新时期文学”可能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多高的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推动作用决不会被抹杀。未来的读者和文学评论家将会把中国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作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国文学最辉煌的一章。

我可以说，在中国作家中，我是背负“身份”“成分”担子最沉重的一个，经受的磨难也最多，所以对“身份识别制度”最敏感。1984年我的小说《绿化树》发表后，有同行讥讽我小说中“踏上了红地毯”这句话太“俗气”。那请你想一想，我这双跨过死人堆、20年之久没有穿过袜子的脚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难道没有特殊感觉？试问我同辈作家，虽然我们都是从艰难困苦中摸爬过来的，但有谁在20年间穷得连袜子都穿不上？

但是，我这双穿上袜子的脚并没有因为“踏上了红地毯”参政议政而自满，软化了我应有的锐气和勇气。

在《绿化树》发表之前的1983年，我就“踏上了红地毯”。一次，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召集了十几位新增的文学艺术界的政协委员到中南海座谈。其中多数现在已经过世，今天仍健在的如我之辈，也垂垂老矣，记得有###才、何士光、叶文玲等人。委员们在中南海富丽堂皇（今天想起来也很一般）的会议室中“分宾主坐下”。我刚从劳改农场爬出来不久，“中南海”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是个可望不可及的、类似“皇宫”“朝廷”这样的地方，今天居然能在这里占一席之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云泥之别”，令我感慨万端。

阎部长先说了番客气话：请大家来随便谈谈，互相认识认识，然后礼贤下士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因为阎部长谦和的态度，众人也就不太拘谨了。当时，文艺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发言者大都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纷纷反映本地区本单位还存在的政策不落实、观念上还有“两个凡是”阴影的现象。阎部长都一一记下，时不时地插言询问。轮到我，阎部长和蔼地向我点点头：“听听贤亮同志有什么话说。”

没料到我一开口就说：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改造共产党！”

我完全不理会当前最紧迫的落实政策问题，而是直接捅到问题的核心。

我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靠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党是无法完成的。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要把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党改造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党。我们必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