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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国，根本不可能进行那样合理的分配。投入科技智慧者，生产服务的组织管理者，远远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份额。因为在长达20余年的“极左路线”统治与所谓“计划经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失误，在最后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同时，形成了极端的权力“两极分化”。现代中国从未产生出有独立财产事业的、能使社会稳定的中间阶层，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弱势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弱势群体因其数量之庞大而转为强势，庞大的弱势群体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更成为国家在制订方方面面政策中必须首先考虑的重点，并且在社会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有很重的份量。现在，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并即将进入WTO的时代，他们虽然创造的财富量较少，其中许多人还根本不创造财富或是进行着无效劳动浪费资源，国家也要从社会创造出的财富总量中分出一部分份额来养活安抚他们。但国家是不创造财富的，国家只能从创造者应得的份额中以各种方式划出部分来匀给他们。其实也不必再采用什么方式，被贬低的脑力劳动与被抬高的体力劳动之间分配不公的模式，在前几十年“极左”时期就几乎牢不可破地固定了。何况，“不患贫而患不均”早已成了我们文化的基因。所以，分配制度的改革面对现实的与文化的强大阻力，要想适应新经济时代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我国很不容易成为科技大国的一个内在原因。

简单地说，新经济或曰“知识经济”的特征就是知识、智慧等等脑力劳动成为创造价值的主力。主力当然应该分得创造出的财富的主要部分，但在我国很难实现，连推行国有企业中的“期权股”都很难。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贫富差别已经稍稍反映出人口中的知识智慧差距，遗憾的是这种正当的收入差别没有条件贯彻到底。由于上述历史原因，我国国民中的知识智慧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存在着严重的知识智慧上的“两极分化”。今天一些人大喊大叫“贫富两极分化”不得了，应该说有一部分是知识智慧上的两极分化的反映。如果在分配上真正反映出知识智慧的“两极分化”，那么我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也会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可是，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刚刚开始兑现之后，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试图扭转“极左”时期固定的分配不公还刚有点苗头时，在贫富的“两极分化”还不严重的时候，就有相当大的势力忧心忡忡，高喊必须起来阻止贫富的“两极分化”了。这证明了我以上所说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主流文化中占据的重大份量。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6）

我们社会还存在一种普遍情况：因为现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权利的“两极分化”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仍然有大量因“权钱交易”而致富的人。这种“富人”与用诚实劳动包括脑力劳动（投资及管理也是脑力劳动）而致富的人搅在一起，剥离不开，从而使成长于“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穷得光荣”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的人们，对所有的富人更加深了对立怀疑情绪。请各位注意，越是贫穷落后地区的贫穷落后的群众，这种对立怀疑情绪越严重。

说白了，现在我们靠什么来挽救中国，振兴中华？除了邓小平理论及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正确领导的政治力量，在经济上靠的就是资本、科技与脑力劳动，而不是被称为“劳动人民”的弱势群体。所以，中共从工农劳动群众的代表扩展为“最广大人民群体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过去，由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现在，是由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创造高附加值，而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担当了社会生产、交换及服务的启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我国庞大的弱势群体没有得到提升之前，究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