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1/4 页)

面临的风险和变数。

计划实施若干年后，由于美国航空航天局预算削减，美国人轻易地取消了自己的航天器。而欧洲航天局已经在制造自己的航天器了，没有美国航空航天局应允过的帮助，欧洲航天局无法单独执行计划，因此大为震惊，颇有遭到背叛之感。经过随后历时数月的谈判，很明显欧洲根本没有办法迫使美国人恪守诺言。美国的年度预算程序意味着美国国会可以视国际承诺于无物随意调拨项目经费。固然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可以从其他项目中调配经费，但她同样也没有损害纯粹本国的项目来资助国际项目的义务。在日极计划这件事情上，美国航空航天局最终选择了放弃计划。欧洲人的航天器后来被命名为“尤利西斯”（Ulysses），肩负着调整了的科学任务独自向太阳飞去。欧洲学到了深刻的教训，其他国家也仔细地领悟到了，这在以后其他国家与美国进行造价高昂、工期漫长的航天和其他项目的谈判时隐隐约约得到了体现。最重要的教训是没有任何法律机制能迫使美国人花钱，其他国家最多也不过能指望美国人因为他们高调做出了许诺而说话算话，万一美国打算食言自肥的时候可以用他们的承诺来羞辱美国。

选择参与伙伴时的参数在1970年到1984年间变得更加清楚了。尽管其他国家的太空能力和太空工业日臻成熟，他们在这些方面依然无法和美国相比，这些国家可用于太空项目的资源也是如此。那么，所谓伙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美国看来，伙伴就是那些为合作项目承担大部分经费的国家，这些国家还要具备最大而且经验最丰富的宇航工业。这样的话，美国才希望他们参加合作。需要由美国制定决策并且制造全部关键设备，或者负责其初始行动能力（IOC）。国会不打算将美国人的税金花在国外，而且公正地说，美国的制造技术也比其他地方的更让人有信心。其他国家参加太空合作项目，为的是攀登技术高峰，并且发展本国的太空工业，也为了创造就业，根本上是为了发展经济。那些负责制造航天飞机用的可选的增压太空实验舱的欧洲人牢骚满腹、愤愤不平于美国人将他们当作不称职的承包商对待，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对于国际空间站来说，伙伴们的抱怨常常更集中于他们被排除于决策制定过程之外，在进行新设计方面尤其如此。尽管认为在任何伙伴关系当中协商都是必需的，而且也在情理之中，其他参与者还是承认美国是主要的参与方。从过去的合作中取得的很多教益彰显了合作的价值。

惯性运动

惯性运动

用零散资金建造了航天飞机，结果产生了一大堆技术问题。此后于1984年，罗纳德·里根总统宣布将建立一座太空站，先是叫做“阿尔法”（Alpha）空间站，继而叫作“自由”空间站，后来重新命名为“国际空间站”。终于让航天飞机有了用武之地。里根的计划提出14年后，1998年国际空间站的第一个太空舱发射升空。从那时起，美国航空航天局就靠着成本高昂、困难重重的航天飞机承担着轨道运输任务才继续存在下去。国际空间站宣布后便无人再作出任何承诺，直到第一座太空舱发射，这样的说法还略嫌保守。实际上，1991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还曾第一次建议将项目取消。建议来自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民主党人罗伯特·德雷克斯勒（Robert　Traxler）。得克萨斯州民主党人吉姆·查普曼（Jim　Chapman）众议员和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比尔·劳瑞（Bill　Lowry）众议员提出了一项继续执行该计划的航空航天局拨款修正案。这是又一次只是出于地理原因才有议员支持民用航天项目，别的动机就谈不上了＇1＇。这份240…173号修正案后来被通过，国际空间站计划因此延续下去。这是就这一计划是否应该被终止而举行的第一次航空航天局资助款项国会特别投票，这样的投票一共进行了22次，14次在众议院，8次在参议院。大多数反对意见是因为计划超支，超支问题从计划一启动就成了计划的附骨之蛆。最初的预算是80亿美元，2004年造价超过了250亿美元。没人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钱，最初预计的金额和实际拨付的款项比起来天差地别。然而每次空间站受到终止威胁时，国会的投票结果都使其继续存在下去。有一次，空间站仅仅依靠两票多数才逃过一劫。数度濒临死亡，空间站能幸免于难继续运作下去的唯一原因是国内就业需求以及美国国会不愿意在如此明显的国际承诺上食言自肥。

1998年国际空间站第一座太空舱发射时，技术上至少进行了七项主要的重新设计。最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