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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更多的“写梦写幻”、“言情宣淫”的传奇与杂剧，如《长生殿》、《桃花扇》等不朽名作。是清初文教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和康熙大帝的相对开明，形成了一个文坛百家泛滥的局面。特别是从康熙八年到康熙五十年，清廷的文化管制相对宽松，使晚明文化气脉得以延续和发展。雍乾以降，朝廷的文化管制日趋严厉，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文风也因之大变，完全不具备产生《红楼梦》的适宜土壤和气候，只能产生出《阅微草堂笔记》、《儒林外史》、《野叟曝言》一类的作品，戏剧界属于“雅部”的昆曲也渐渐衰落了，为民间喜闻乐道的“花部”渐渐大行其道，“徽班进京”后，由“花部”演变而来的京剧终于取代昆曲占据了统治地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曹雪芹成年后的生活时代是乾隆朝中期，他不可能继承发展晚明文化气脉，换言之，他写不出《红楼梦》，就像今天的年轻作家写不出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一样，《红楼梦》又不可能是晚明所创，那么，惟一的可能就是《红楼梦》是康熙前中期的作品。康熙朝的士大夫和朝野文人，在声色犬马方面不输晚明，“典型淫声”昆曲的滥觞，也比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写“意淫”即“极端自恋癖外化”境界的小说也触目皆是。《红楼梦》表现的生活场景，应是晚明文化气脉延续至康熙朝的，达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在欲望的放纵中沉沦”的贵族生活盛极而衰的历史画卷。

《红楼梦》五个题名者及其文化渊源（7）

“晚明文化气脉”的典型代表，要属《红楼梦》中建造大观园的“老明公山子野”了。这个人在书中并未正式露面，但却十分重要，因为《红楼梦》中最主要的生活舞台大观园，就是“山子野”老先生，按照“山子野制度”规划建设的，大观园之美，证明了山子野老先生造园手段之高，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似乎都对这位“山子野”老先生的印象很深刻。

印象深刻的原因，除了大观园造的好以外，似乎与这个人的奇怪名姓也有一定关系。首先，《红楼梦》书中称呼他为“老明公”就有点怪，按照古典汉语习惯，“名公巨卿”一般是指官做的大，社会声望高的人，按照这个习惯，《红楼梦》中把山子野应该写作“老名公”，而不是“老明公”，难道以作者的八斗之才，还会写别字么？似乎不应该，那么，故意把“老名公”写成“老明公”，作者一定另有深意。

这个“老明公”不仅称呼奇怪，姓名也大成问题。中国百家姓中有“山”姓，虽然冷僻一些，但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山子野”似乎并不姓“山”，红学研究中，好多著名红学家都认为，“山”并不是他的姓氏，“山子”二字是一个词，表示他善于叠造园林中的假山，“野”也许是他的姓，就是“一个姓野的善于修造园林的工匠”的意思。譬如，当年监造北京故宫的人，就称作“样子雷”。

但这样解释问题就更多了，首先是中国是否有“野”姓大成问题，日本人倒是有姓什么“河野”、“星野”的，也许笔者孤陋寡闻，迄今没发现中国有“野”姓。其次是即使是真的有个姓“野”的造园工匠，也谈不上“名公”。在中国古代三教九流中，“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个造园的工匠，怎么有名气也轮不到“名公”的称谓，就是那个造北京故宫的“样子雷”，也不具备“名公”的资格！

红学界一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太爷曹玺和爷爷曹寅，都曾任江宁织造。织造府有个西花园，有人认为就是《红楼梦》大观园的原型。问题又来了，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府，是明朝设置的，清朝不过是承袭而已，曹雪芹的祖上也未闻新造什么花园，根本用不着请“山子野”来对园子“规划制度”啊？再说，曹家在江南时，曹雪芹尚穿着“开裆裤”，对这个园子以及园子的制造者，也不可能印象深刻啊！

“山子野”考证不是红学研究中的什么大问题，但也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死结。红学界的专家们有一个最省力气的投机取巧的绝妙方法，就是一旦什么问题说不清，就统统归结为作者曹雪芹的“杜撰”，对“山子野”这个死结，也只好如此。小说创作允许杜撰，但杜撰也要有为何如此杜撰的道理啊，如果连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恐怕就是无奈情况下遮羞的托词了。

其实，不止是“山子野”，《红楼梦》中交代的许多同该书创作有关的人物，如“石头”，“空空道人（情僧）”，“东鲁孔梅溪”，“吴玉峰”，“棠村”等，红学专家在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