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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宣扬“红颜祸水”的陈腐观念。白居易的《歌》与陈鸿的《传》则与此完全不同。

究竟有哪些不同呢？首先是隐去了一些东西：一是隐去了杨贵妃入宫前曾是寿王妃、即唐明皇儿媳妇的历史，相应也隐去了从寿王妃向皇妃过渡期间，曾当过一段女道士以避人耳目的历史，把她写成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待字闺中的“窈窕淑女”。二是隐去了杨贵妃同安禄山之间的暧昧关系，对“认母”、“浴儿”等淫秽情节俱不予采信，未加录入。三是隐去了唐明皇与杨氏姊妹“三国夫人”之间的丑行，以及在杨、梅二妃之间依违双方的故事，相应删去了杨贵妃为吃醋曾经两次被逐出宫的村妇嘴脸。

其次是增加了一些东西：一是根据民间传说和稗史野史，增加了杨贵妃死后，时已退位为太上皇的李隆基思念不已，请“临邛道士鸿都客”来“致魂魄”，结果“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情节。二是增加了“忽闻海上有仙山”，“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的神话情节，让太上皇在“海外仙山”找到了思念的情人。三是增加了仙子太真与太上皇重新相会的愿望成空，只好以当初的定情物“金钗”、“玉合”各分成两半，其中一半“寄将去”表达心情的情节，完成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千古绝唱！

从《歌》和《传》掩饰和增加的情节，明显可以看出作者的感情寄托和取舍倾向。白居易和陈鸿，有意识地对历史事实进行了筛选、甄别、剪裁和改造，剔除了那些不利于表现李杨爱情的情节，选取了那些最能表现爱情缠绵悱恻、真挚纯洁的情节，增加了那些更能表现李杨爱情悲剧性质的情节，使历史上具有严重争议的李杨爱情具有了合理性和令人同情、歌颂的感情基础。

《长恨歌》与《长恨歌传》问世后，立即引起了文人的研究兴趣，但封建社会的研究，虽然为数不少，但多数是在“诗话”一类作品中一些零碎琐屑的片言只语，多是考订式的证实、才子式的评点，缺乏深入透彻的研究。上世纪的《长恨歌》研究，引入了近现代的先进研究方法，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取得了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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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系统：甄士隐、贾雨村（5）

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研究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说一说作品主题的研究。二十世纪对《歌》和《传》的作品主题，主要有四种论点：

一是“隐事主题”说。以俞平伯为代表。上世纪二十年代，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传疑》一文，认为《长恨歌》记录了一件皇家秘闻，即“世所不闻”的“隐事”。马嵬兵变中，由于事起仓促，慌乱之中，杨贵妃得唐明皇和高力士等人的帮助，用宫女偷梁换柱，而自己易服潜逃。后来李隆基从蜀中归，发现墓中空无一物，随后派人寻找，终于在“海上仙山”找到了健在的杨贵妃。但基本是用的“附会”的索引手法，多属想象和臆测之词，缺乏文献支持，因而影响力不大。

二是“讽喻主题”说。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此说沿着“以史证诗”的传统研究方向，认为《长恨歌》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把历史经验教训，用动人的诗歌表现出来，告诫后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应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即《长恨歌传》中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讽喻主题说”的最大问题在于研究方法，有些诗歌确实能补历史的缺失，但诗与史毕竟有本质的区别，以史证诗似乎不是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以此来判断作品的主题，似乎也有些牵强。

三是“爱情主题”说。此说在建国后由于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并不占优势，但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此说从白居易和陈鸿对李杨事迹的剪裁起，断定创作目的是宣扬真正的爱情，诗中饱含了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揭示了其爱情悲剧结局的必然性。从白居易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不是讽喻诗出发，认为表明了他对这首长诗的宗旨定位。同时认为陈鸿提出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说法，并不能代表白居易的意图。

四是“双重主题”说。持此说者认为，《歌》和《传》一方面对李杨因为生活的荒淫招致祸乱，进行了尖锐讽刺，另一方面对杨妃的死和二人对爱情的笃诚，寄予了极大同情。这种主题说貌似公允，实际是和稀泥的产物，在学术研究中有取巧折中之嫌，并非值得倡导的好的研究方法。

五是“感伤主题”说。此说从白居易把此诗归入“感伤诗”类别出发，认为《歌》和《传》不仅反映了李杨的爱情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