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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之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形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的。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青春回忆录》第二章　降临（6）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里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获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