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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把车簇拥起来并送我回家；如果我进了剧院，所有的人都会起立，然后音乐从头开始。”1美国的本土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夫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的瞩目，在南方，如果她的马车被人围住，那绝对不是为了送她回家。但是她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出版的第一年还是发行了万千册，相当于今日美国的400万册。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5）

阿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不是唯一惊叹于美国印刷业的外国客人。19世纪中，很多英国人来到美国想亲自看看殖民地的变化，这里高度而广泛的文化普及率给他们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

同时，他们还为另一个现象所叹服，那就是演讲厅的普及。在这些演讲厅里，程式化的演讲为铅字传统提供了持续巩固的手段。很多这样的演讲厅起源于“学园运动”——一种成人教育形式。据说这个运动是由一个新英格兰的农夫发起的，其目的是传播知识、推行普通学校、设立图书馆以及建立演讲厅。1835年前，在美国的15个州中有3000多个演讲厅，3但大多数都在阿勒格尼山东部。到了1840年，一些边远地区，如衣阿华州和明尼苏达州，也出现了演讲厅。英国人阿尔弗雷德·巴恩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考察之后，于1835年写了一份报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4他说，“在辛苦劳作了一天之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挤的演讲厅。”5巴恩的同乡约翰森在史密森学会听过讲座，他“发现演讲厅里通常有1200到1500人”。6在那些演讲的人中有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他们同时也是作家），如亨利·沃德·比彻、霍勒斯·格里利、路易斯·阿加西和爱默生（他的演讲报酬是50元）。7马克·吐温在他的自传里，用两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作为“学园运动”巡回演讲员的经历。“1866年我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演讲，我在纽约演讲过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讲过几次；1868年我参加了西部巡回演讲的全过程；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还参加了东部巡回演讲。”1很明显，爱默生得到的报酬是很低的，因为马克·吐温提到，有些演讲人在乡镇演讲的报酬是250元，在城市里则要提高到400元（按照现在的标准，这相当于一个退休电视播音员演播的价格）。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这种情形的造成只有一部分是受新教传统的影响。理查德·霍夫斯塔特2提醒我们，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写道：“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3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不会朝别的方向发展的。我们也许甚至可以说：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用了两个世纪和一次传播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霍夫斯塔特对于美国公众生活中的这种反知识分子的努力有过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认，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实的全貌，这就像原本要写一部美国经济史，但重点却放在了破产史上一样。4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环境存在重大差别的人来说。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印刷品远远多于过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托克维尔在《美国的*》中写道：“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讨论激烈起来，他会称与他对话的人‘先生们’。”1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执的一种反映，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读者是非特指的，那么托克维尔这里指的谈话无疑正是一种印刷文字式的口语，在口头话语中它表现出多种形式。例如，在布道坛上，布道者用一种庄重的语气读出书面准备好的讲稿，语气中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