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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再呆上两三天，直到裁决出来。所以我们三个人兜圈子去拜访卡赞的朋友们——在半夜里散步，与《街车》的音乐导演艾尔弗雷德·纽曼一起痛饮，他对我们的傻相不禁开怀大笑。他的喜悦之情不仅来自于玛丽莲的美貌，但我认为也在于她的孤儿状态，这也使得她的在座很是显眼，她确确实实是无处可去，也没人可寻。 我们三人在一家书店闲逛，玛丽莲想寻找一本《推销员之死》。当我转身在戏剧专架上找到一本地给她时，注意到一个男人，一个日本人，在旁边的一条走道上盯着玛丽莲，一边在他的内裤里做手淫动作。玛丽莲并没有看见这一幕，于是我急忙带她离开这个人，她没有看见他。她当时穿着一件极为普通的裙子和衬衫，并不性感诱人，但在这儿，她的周围充满了某种气氛。她说过她喜欢诗歌，我们找了一些美国诗人弗洛斯特（1875——1963）、惠特曼（1819——1892）和卡明斯的诗集。难得能目睹玛丽莲开口吟诵卡明斯的诗篇——“这是春天！”她朗诵道，脸上掠过天真无邪的茫然，她对这部具有特殊风格的作品作出了如此简洁明了地诠释，这犹如在我俩之间拴上了一条无形的丝线。 “这是春天！”她在向汽车走去的路上不停口地重复着，又大笑不已，仿佛她获得了一件出乎意料的礼物。卡明斯的作品使她那么高兴，也使我决心尽早离开加利福尼亚。 在机场，卡赞、玛丽莲和我等候我的飞机着陆。这是傍晚时分。我去售票处再查询航班的情况，因为按理这时飞机应该已经到达了。玛丽莲和我一起去，当我等待的那位职员出现时，她在几码外的地方溜达，四处张望，然后又返回。在候机室里有十几个乘客，几乎都在注视着她。 她身穿一件米色女裙和一件白色缎子衬衫，长发披肩，她的目光多少使人心痛，我明白我必须飞离，不然就会不知不觉地走向死亡。她身处在黑暗的包围之中却以其光艳使我迷惘。我仍然不敢想象他是否从我的羞怯中看到了某种安全感，这是她给予我的那种孤独、受干扰的生活中获得的，我痛恨自己天生的胆怯，现在没有任何改变。当我们分手时，我亲吻了她的面颊，而她令人惊异地吸了一口气。我情不自禁地嘲笑她那种过分的反应，然而在他双眼中所流露出的庄严神情使我震惊，立即懊悔不该笑她，我急忙转身向飞机走去。　。　想看书来

第八章：阿瑟·米勒（3）

这并非单单是责任在召唤我，我得逃避她那孩子气的贪得无厌，这多少像自己为得到满足而难以控制的欲望，而这种自我满足创造出了一种我所无法理解的艺术，并使我厌恶不负责任的瑕点。诚然，这是向道德的保险退却，但并非诚实的必要。在飞往家园的途中，她的芳香仍然留在我的手上。我明白，我仅在法律上是清白无辜的，而事实上我的心灵已经被玷污了，而且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是我已经沉湎于情色之中。这个新的秘密像光亮一样直射入我心中，我对它很欢迎并且把它作为我将再次创作的素材，而这并不是作为电影剧本中的、硬塞进去的枯燥乏味的东西，我酝酿出一部新剧，这部新剧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回到布鲁克林，我的心潮徘徊在庆贺自己终于摆脱了沉沦与质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之间。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卡赞仍然杳无音讯。我开始觉得轻松起来。科恩必定会最后否定这个剧本，那就意味着我无须再返回好莱坞。玛丽（米勒的前妻）毫无疑问察觉到了我的不安，我想起她是那样不善于宽恕自己。终于有一天，电话铃响了起来，传来了卡赞微弱的讲话声，我猜想兴许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其他人在而不方便，也许并非如此，我应该理解他。 他说：“科恩想做些改动；如果我同意，影片将投产。” 一两个小时后，我打电话给科恩，表示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因而要还我的剧本。第二天清晨，一个邮差在我布鲁克林的家门口投递了一份电报：上面写道，“正当我们试图将剧本改写得尽善尽美之时您却撤回，那该多有趣。科恩” 我最后还是返回到好莱坞和玛丽莲住在她租借的沃尔多夫大厦的高层寓所里。对玛丽莲来说，生活起了奇妙的变化。我看见大厦前的街上那些年轻人用贪婪的目光凝视着新出版的《新闻周刊》，颇令我费解。我回家将这些情景告诉玛丽莲，她颇感兴趣地想了解街上所发生的事情。 1951年，也就是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结识的第二年。玛丽莲在一次记者对她的访谈中，应对方的要求，列出了一份她所喜爱的作家名单。长长的一串姓名中的第一位，赫然写着阿瑟·米勒。玛丽莲甚至将他排在大名鼎鼎的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前面！ 米勒先生在离开好莱坞不久，就给好学而且极想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