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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从此，在蔡元培的提携支持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并进入他一生中的创作旺盛期。他的主要作品，多产生于这一时期。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引自吴海勇著《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郭沫若也曾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所托效力。既有知遇之恩，鲁迅对蔡元培当然也投桃报李，感戴有加。在致蔡元培的信中，他总是恭敬地称先生，敬问安，末尾署“晚周树人谨上”。所以，当蔡元培到北大上任后，向鲁迅提出要他代为北大设计校徽时，他是欣然应允，并很快完成任务。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但校徽图样交蔡元培后即得到了充分肯定，并未加任何修改就被决定采用了。

其时还处于蛰伏期的鲁迅是抱着对北大的热切期望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的。该北大校徽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瓦当造型。“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像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纯由三个人字组成的图案，给人以北大以人为本、肩负着开启民智重任的整体印象。再看“北大”两个字又形似一副脊梁骨，象征北大人应成为中华民族民主与进步的脊梁。从三个人的上下叠加，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大科学家牛顿的话：“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整个徽章用中国传统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均匀合理，排列整齐划一，线条流畅，结构紧凑，简洁明快，蕴涵丰富，透出一种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这样一枚北大校徽，我们还可视作五四前夜先他人而觉醒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张扬人的个性与尊严、肯定人的价值与创造精神的充分体现。它以简洁有力、大气磅礴的形式诠释了北大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堪称现代标识史的一枚经典作品。

鲁迅是北京大学文化营垒的一员健将。他除了在教育部任职，还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并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他虽在1920年8月才正式受聘为北大讲师（北大规定，凡兼职教师一律只聘为讲师，不得为教授），授中国小说史略，但他与北大的交往，却肇始于1912年，当时如朱希祖、马幼鱼、沈尹默、马叙伦等北大名师，常常跟鲁迅聚在一起，交换意见，高谈阔论，月旦人物，评议时局。1918年5月起，鲁迅开始为《新青年》撰稿。《狂人日记》一炮打响，之后孔乙己（《孔乙己》）、华老栓（《药》）、九斤老太（《风波》）、闰土（《故乡》），尤其是阿Q（《阿Q正传》）等中国现代文学画廊里的经典人物相继粉墨登场，凸显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被蔡元培誉为“新文学开山”之作。同时他更以其匕首投枪之笔，写出了句句犀利、针针见血的一篇篇杂文，在嬉笑怒骂中将吃人的礼教、封建伦理道德等所谓“国粹”的华丽外衣撕了个粉碎，使之在光天化日下都现了原形。

在北大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还有周作人、高一涵、沈尹默、吴虞等，也都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新青年》之外，还有《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重要刊物，作为《新青年》的外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新潮》月刊是新潮社主办的刊物。新潮社成立于1918年秋，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响应《新青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新潮社的发起人主要是北大的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徐彦之、康白情、顾颉刚、李小峰、谭平山、杨振声、俞平伯、毛子水、张崧年、何思源、孙伏园、朱自清、冯友兰、成舍我、高君宇等风云人物都是它的成员。北大每月拨出2000元作《新潮》的经费，李大钊还在红楼一层图书馆给腾出一间房子。1919年1月，《新潮》创刊，以欧洲“文艺复兴”相标榜，与《新青年》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