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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专门的贵族学校，并且首都的中下层官员即所谓“自期门羽林之士”，必须基本上背过与理解《孝经》的内容。

明帝刘庄推行学术与政治结合的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的效果，连匈奴的领导人们都派遣子弟入学学习汉文化。这标志着一个文化超级大国的正式形成。

汉刘第二帝国的第三代领导人继续推行文化超级大国的政策，并且更注重学术规范的建立。到刘炟继位当皇帝的第五个年头（建初四年十一月，公元79年），仿照西汉皇帝的石渠阁会议①　的模式，由皇帝钦定儒学经典教材。由于该次学术会议举行的地点是首都洛阳的白虎观，故而叫白虎观会议。

与汉宣帝的石渠阁会议相隔130年而举行的白虎观会议，可谓汉刘第二帝国的一件政治大事，也意味着第二帝国正式恢复了第一帝国的往日荣耀，并且这次会议比130年前的石渠阁会议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参加会议的著名学者有丁鸿、桓郁（桓荣的儿子）、刘羡、鲁恭、班固、李育、英逵、魏应、杨终等人。会上，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问，著名学者们分别回答，由侍中淳于恭平奏其议，皇帝刘炟“称制临决”。

对于皇帝确定的答案，由班固分类编为《白虎通议》，再由皇帝下诏颁行天下，即为钦定教科书。《白虎通议》不同于石渠阁钦定教材的地方就在于，它大量引用谶纬学说，使经学与神学混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神学经学。用现在的话来说，使迷信学说得以合法化。

刘炟召开此次会议的决心不仅是继承祖父刘秀、父亲刘庄发展儒学的遗志，而且是要与130年的那位汉刘祖宗接上脉续。他在决定开会的诏书中明确地表示了这点，似乎为显示自己年少好学所打下的学术功底，在诏书中他多次引用儒家文献以及孔夫子《论语》原文。其曰：

夏商周三代训导人民，以教育为本。我汉刘天下在暴秦之后，推崇儒术，设立了《五经》各专业，并置有相应的博士官位。而后呢，学者们精心研习，各有师承之称，实际上学说不一。孝宣帝认为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离圣人很远了，应当更为广博地学习有关儒家著作，就设立了《大小夏侯尚书》的博士，后来又设立了《京氏易》的博士。到世祖中兴，在建武年间又设立《严氏春秋》、《大小戴礼》的博士。以上二位祖先，都是为扶进微学、尊广道艺而努力的。

中元元年诏书称：《五经》章句烦多，讨论精减一些内容。到永平元年，当时的长水校尉上奏说：先帝弘扬儒学确是大业，但要根据时代特征而施行不同的学术策略。

我现在就本着这个意思，召集著名学者们共同讨论经义，以便有利于后来的学者们有自学教材。

孔夫子说过：“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唉呀哈！大家与我共勉吧！

他这一声“唉呀哈”（原文为“于戏”的感叹词），使他成为东汉历史上最受人尊重的皇帝。他爹刘庄虽然也以儒学学术见长，但过于精细乃至于苛薄；而他刘炟呢，宽容的天性似乎与生俱来，所以，大约在又一个130年后，一位知名学者兼军事强人曹丕评价他们父子说：“明帝察察，章帝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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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抗　所以我存在

汉刘第二帝国经过前两代领导人的努力，建设文化超级大国所有硬件已经备好，第三代伊始将软件安装就绪，开始高速运行。但是，这个文化超级大国再强大，总会遇到反抗，并且这个反抗并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

帝国内部的抵抗绝不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对整个帝国政治命运的影响非同一般。“我反抗，所以我存在”成了东汉的道德风向标，尽管那个时代人们并未如此哲学化总结。

在历史上留下“举案齐眉”成语故事的梁鸿就是一位坚定的反抗者。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西安北）人。他的父亲梁让是王莽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被封为修远伯，奉祠远古少昊氏。但是，梁让很早就死了，幼年梁鸿就用一领席子卷了父亲的尸体，埋掉。由于是王莽封的远古贵族的后裔，梁鸿得入太学学习。虽然很穷，但能保持气节。他学习的方式与常人不同，勤于阅读而不拘泥于字面意思。学成后，没得官做，就到老家附近的上林苑中去放猪。

放猪的少年梁鸿可谓时运不济。有一次，他不小心未灭尽烧饭的余火，烧了别人的临时居所（也是上林苑中的闲房子）。他不逃避责任，就问被烧居所的主人损失了什么东西，而后把自己的所有猪都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