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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婚结得不错”，不久，施特劳斯给他的一个政治同道写信说：“不是特别好，但是还不错。”茨维克纳格尔家非常富有。这种富有给施特劳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它的风格，一种被巴洛克式的华美所包围着的生活：住的是修道院附近的一所庭院，从这个原来修道院院长住的庭院里，可以直达这所有着百年历史的修道院廊台上的唱诗班，还有自古以来就继承下来的村里人对茨维克纳格尔家族的尊敬，一个家族从多少代以来自然而然地在教育、金钱和权利上所享有的完全无可争辩的自我保障。对于施特劳斯部长来说，和玛丽安娜·茨维克纳格尔结婚意味着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一直想摆脱他的出身和他成长的环境。因此在拉丁语课上就像比赛骑自行车一样，他从小就总得第一。他必须是最好的，这是他改变命运的工具——他属于这种类型的成功者。他渴望得到认可，渴望被赞赏。在他的童年，慕尼黑的舍林大街是工人和手工业者等小人物们的地盘。父亲在1904年开了一家肉铺独自谋生，母亲曾是女佣人。

1907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莉亚降生，然后1915年是儿子弗朗茨·约瑟夫。“在所有的年月里，我的父母没有休过一天假。”他后来说。肉铺开在临街的一边，自家住在后院。厨房狭小，厕所在楼梯的拐角，父母和儿子共处一室，一个小房间留给了玛莉亚。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生活着艺术家和一些后来的“大人物”。斜对面，在舍林沙龙里，年轻的贝尔特·布莱希特在这里打过台球，托马斯·曼经常出入“老士瓦本”咖啡馆。再往前，在奥斯卡·玛利亚·格拉夫经常光顾的“奥斯特里亚”小饭店里，人们很舒服地坐着品尝便宜的意大利菜。父亲施特劳斯对所有这些人的评价都不高。而他觉得那些进出正对面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工作室的人更差劲：那些最早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希姆莱经常到施特劳斯这里买一些小香肠和新鲜的煎肉饼。希特勒当然不会来，因为他吃素。有时，这些人会派他们年轻的女实验员爱娃·布劳恩过来。父亲施特劳斯对政治目光敏锐：如果可能，这些人不仅将埋葬天主教信仰，而且还要策动一场新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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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3）

某一天，肉铺老板的儿子弗朗茨·约瑟夫作为辅助牧师做弥撒的人，开始一同嘟囔拉丁语的经文，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其中一个牧师认为，弗朗茨·约瑟夫可以进马克西米利安高中。这是一所著名的精英学校，他后来成了最优生并且保持到高中毕业。

1935年4月，他作为全巴伐利亚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完成了毕业考试，得到了一张通向中产阶级世界的免费车票。他羞于把他的同学带回家，那些人都是高贵人家的子弟。他从来没有过可以信赖的朋友，只有伙伴、同学、体育运动的同伴。从13岁起，他就骑着一辆梅塞德斯牌的赛车到处跑。大钟山的道路非常陡，他也从不下车，直到浑身酸疼。1934年，他获得南德自行车公路赛冠军。他参加的俱乐部是RC…阿莫尔，在那儿，有些老同仁还能记起他，“那个弗朗茨·约瑟夫，他是个冲刺者。”汉斯·克里斯托弗充满敬佩地说。自行车骑手施特劳斯还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而且考出了自1919年以后就再也没人达到的的高分。毫无疑问，他的博士论文也应该是辉煌的，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却在1943年遭到轰炸的一个夜晚同他家的房子一道化为灰烬了。

战争中他在俄罗斯。因为脚部冻伤，战争快结束时，他被调到巴伐利亚舍恩地区的一个今天以他名字命名的军营。施特劳斯上尉此外还负责身份证件。1945年初，在和他的上司商定后，他在美国人打来的前几天就给几百名惊恐的年轻士兵发放了遣散证，直接把他们送回了家，以避免无谓的“决战”。这事是有凭有据的，被证明的事还有，他曾救过一个年轻人马丁·维斯特迈尔的性命：一个党卫军指挥官要把他作为逃兵清洗掉，而施特劳斯在最后一刻鼓起勇气成功地进行了干涉。一个德裔美军间谍埃尔内斯特·F·豪瑟为他写了一封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推荐信，称“他英语说得非常好”。它成了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进入政治生活的入场券（他后来用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推荐信对豪瑟进行了回报）。官官相护，这是他的一条基本经验，所有的关键在于，认识有着合适的“朋友”的合适的人。人们是从副区长的职位开始认识他的，并且他也是舍恩地区基督教社会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成为正区长，还是巴伐利亚文化部的参议。作为最年轻的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