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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四十周年国庆，埃里希·昂纳克站在他经常站着的检阅台上检阅部队，向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他的脸像面具一样僵硬。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似乎预料到，他用社会主义去消除“两人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所遭受的痛苦”的理想已经破灭了。欢呼声已经不再属于他。他想把他的幸福强加给他的人民，而人们却在向因为庆典活动来到柏林的苏联总书记欢呼。玛戈特·昂纳克非常气愤，竟然没有人阻止“戈比！戈比！（戈尔巴乔夫的昵称）”的欢呼声。当戈尔巴乔夫因为他的讲话又一次赢得了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时，玛戈特抗议式地第一个坐了下来。她不得不无力地看着，她的丈夫怎么被击垮，自己也不知道他应该做才更好。埃里希·昂纳克无措地站在那里，好像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一个矮小的戴着帽子的老头。一切都会变好的，他们想再干些什么，就像四十年前开始那样。“他是多愁善感的，在某种程度上情感丰富”，薇拉·库辛迈斯特回忆说，“这种情感他一直保留到最后。

10月18号是我60岁的生日，也刚好是埃里希·昂纳克必须离开的日子。几天之后，司机送来了一封他的亲笔信，上面写着‘作为最后的问候’，此外他什么也没有写。在我看来，我们第一次在柏林废墟上真诚的相遇以及最后一刻他身上也许依然保留的可贵之处，即这种寻求人性的亲近——这两者之间的曲线终于合拢了。昂纳克原本是一个忠实的灵魂。我震动了并想到，这是他的遗言。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薇拉·库辛迈斯特从埃里希·昂纳克那儿观察到的多愁善感是这个官僚的另一面。昂纳克经常多愁善感，对萨尔区，对自由青年联盟，对演唱社会主义歌曲。但相反，他对柏林墙边射击逃亡者的事却并不多愁善感。玛戈特却是另一种人。她没有任何缺点，总是昂着头。当她的丈夫在1989年10月18日被党内的年轻同志要求辞职时，她坚决站在他一边——也自愿辞职，所有其他的部长都留任了。“就这点来说，她从长期扮演的‘我就是我，而不是他身边的妻子’的角色中溜了出来。最终，她又变成了‘他身边的妻子’，就像开始那样，成了不得不和他共患难的人。其实原本他们患难的时候就多一些。”

记者哈拉德·威瑟尔斯认为，在危机年代过后就再也没有在昂纳克夫妇的婚姻中看到像今天般如此紧密地团结一致。现在他们又踏上了逃亡之路，这次是为了逃避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必须离开万德里茨，而且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一个神父、罗贝塔尔的市长乌韦·霍尔默接收了这两位无神论者，把他们从大众的愤怒中解救出来。没有人向他们欢呼。霍尔默神父把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收留到教会的住所后，教会方面也发出了抗议。对待基督教徒，昂纳克夫妇从来都没有手软过。霍尔默的孩子没有一个被允许上大学——这是玛戈特·昂纳克教育政策的结果，她认为公开的基督徒都不是好的民主德国公民。夫妻俩到达罗贝塔尔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她非常照顾地扶着他，我们很快就进屋了，因为蜂拥而至的记者已经在等着了。她尽量大范围地遮护着他。当她失去了职位时，所有的麻木都不见了，她又成了人。

大约五天后我们问她，是否更愿意自己做饭，她说：‘您知道吗，我已经习惯了，从十三岁母亲去世起，我就照顾父亲和弟弟，我也非常愿意给我的丈夫做饭。’她现在需要的就是，能够照顾他并得到他的感谢。当其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夺后，两人重新又发现了对方。”对于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而言，越是困境，越能团结一致，就像早年一样。团结一致就可能生存。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面对被自己的人民所驱赶，夫妇俩又得到了新的力量，早就宣告死亡的婚姻又一次经受了考验。米歇埃尔·兰姆克表示理解，为什么他们两人最终又互相紧紧地联合在一起，强烈地拒绝向外界承认错误，“他们只能这样。这是一种混杂着人性温暖的自我肯定。要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