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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赶回来的）。如果带小陶一起回去，就在家住上一晚，第二天再带小陶回汪集。

现在，小陶跟苏群去汪集是正大光明的事，没有必要再偷偷摸摸的了。至于小陶第一次不告而辞，老陶也没有批评他，甚至还去学校帮小陶请了事假。只是陶文江对小陶逃学有些不满。老陶则说：“三余的先生能教些什么？纯粹是误人子弟！还不如让陶陶去见见世面呢。”

一日三餐苏群和小陶在农具厂的食堂里吃饭。午饭还可以，有豆腐、青菜、猪血，三天吃一次肉。早晚两顿则都是吃稀的，只有咸菜。咸菜还不是老陶家腌的那种。是三余人切碎了一百斤菜放十斤盐的那种，装在一只杯口大的小碟子里，一分钱一碟，工人们称“一分钱咸”。

小陶回家时老陶会开玩笑地问小陶：“一分钱咸好不好吃？”走的时候他又说：“陶陶跟他妈去吃一分钱咸了。”陶文江、陶冯氏怕苦了孙子，如今，给苏群准备的罐头瓶越来越多了，基本上装的都是荤菜。老陶认为大可不必。他说：“让陶陶吃点苦，锻炼锻炼也是好事情。”

那么，小陶是如何锻炼的呢？除了吃一分钱咸，他每天在汪集街上乱逛，很快，对每个地方都很熟悉了。当然，最熟悉的还是农具厂。

他去铁匠车间里看铁匠打铁。那儿有五六座炉子。生铁在火焰中被烧得通红，然后铁匠师傅用火钳将其钳出，放在铁砧上。师傅用小锤轻点，徒弟使大锤猛砸，每一下都砸在师傅轻点的地方。一把镰刀头成形以后，放入附近的一只水桶中，哧的一声，水气顿时弥漫开去。整个车间里，锤声叮当作响，火星四处飞溅，小陶不禁看入了神。当他来到木工车间里，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所谓的木工车间不过是芦席围成的一个草棚子，里面堆满了刨花、木块。放眼望去，一派金黄。木工干活时动静也小，几乎是寂静无声的。他们蹲在刨花堆里斧凿刀削，非常的有耐心，就像在雕刻一样。

有时小陶也会跑到门市部去，从货架上拿起铁皮话筒，套在嘴巴上大喊：“下田啦！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就像每天早上余队长站在村头喊工那样。小陶乱喊一气，自然无人答应。他不禁想起三余人描绘妇女出工的顺口溜，于是便大声念了出来：

头一声，不着声，

第二声，头一伸，

第三声，才动身，

走在路上还要衲几针。

卖货的老孙闻言哈哈大笑，连夸小陶真是聪明。

小陶来农具厂的任务是保护苏群，但若真有人想为难他们，就是十个小陶也无济于事。但小陶在农具厂四处乱走，和姓孙的工人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了，大家都觉得他很可爱。无形之中，小陶起到了联系群众的作用，因而宣传队和工人们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

农具厂（3）

可运动还得继续开展下去。

小陶来汪集的当天，农具厂就召开了批判孙厂长的大会。人死了还怎么批判呢？照批不误。主席台前的旗杆上挂着一幅孙厂长的遗像，自然是倒着挂的，上面用红颜料画了一个叉。横幅上写着“批判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贪污分子孙福全！”。孙福全就是那位小陶没有见过的孙厂长，他被定性为畏罪自杀，被永远地开除了党籍。主持大会的是新来的张厂长。他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仍然穿着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而已。除张厂长外，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公社的崔书记，以及苏群、老江，还有小陶。所有的工人都站在台下。

这是小陶第二次登上主席台，因此他感到十分的光荣。公社到底不比下面的大队，那种热烈的斗争气氛不禁让小陶回忆起了久违的南京生活。

3

老江因为女儿突然病危，请假到外地探望女儿去了。宣传队的宿舍里现在只剩下了苏群和小陶。

由于小陶和工人群众的关系，加上经过几次批判大会，孙厂长亲戚们的气焰得到了压制，苏群不禁轻松了许多。尤其是来了张厂长，全面主持工作。张厂长是个大个子，满脸的麻子，相貌凶恶，工人们看见他无不畏惧三分。但对小陶，张厂长倒是显得很亲热，总是把他当成一个小娃娃那样地抱起来（实际上，小陶早已过了被大人抱在怀里的年纪），用粗硬的胡茬扎小陶的脸蛋。小陶被他扎得疼痛难忍，见着就跑。但他对张厂长的畏惧和工人们的畏惧性质显然不同。

接下来是没完没了地开会，不同的范围，不同的人群。

全体职工参加的大会倒没有开过几次，但小会几乎每天都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