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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美国也决定介入战争，国内推行“选择的征兵制”，其实也是一种强迫征兵。胡适有朋友持消极和平主义，力主“非攻”，并做出以身试法的决定，哪怕拘囚坐牢，也决不应征。胡适一边劝朋友勿与政府作对，一边并将其赞为“良心的非攻者”（亦即今日之“反战者”）。此刻胡适的态度是“吾今日所主张已全脱消极的平和主义，吾惟赞成国际的联合，以为平和之后援，故不反对美国之加入，亦不反对中国之加入也。然吾对于此种‘良心的非攻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但有爱敬之心，初无鄙薄之意；但惜其不能从国际组合的一方面观此邦之加入战团耳。”

就这两事而言，胡适对朋友抱以理解的态度，很公允；但在前者，就显得偏颇。可以赞赏罗素，他为坚持真理而宁可付出代价。但，如果罗素是对的，并不能反证英国为错。英法庭是在执法，惩罚也是象征性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罪恶；况就法本身而言，亦非为不正当，参战在当时是势所必须。只是这两种价值碰撞在一起，悲剧就发生了。胡适的态度（包括赵元任）则有点简单化和情绪化。

二十一　舌战富山接三（1）

胡适对日本初无好感，这从乘船赴美路过日本时的观感可以看出。对日本的注意，是在一战爆发之后，事关远东，日本便频频进入胡适的视野。

1914年8月间，与英国结盟的日本尚未参战，其首相就开始放风，日本如果联合英国攻德，德人必失青岛。于是留美国人纷纷猜测，青岛将落谁手。胡适的看法是，日本有可能把青岛归还中国，但会向中国索要尝金。人多指胡适为梦想。谁知第二天，当地报纸发表日政府致德国的“哀的美敦书”，要求德国把胶州湾租界地全境交给日本，“以为他日交还中国之计”。日本人自己这么说了，胡适当然很高兴，他特地写了篇“还我青岛，日非无利”的短文，追述自己的理由。在胡适看来，他日世界之竞争，当在黄白两种之间。黄种人只有日本能自立；但日本是孤立的，很难持久。在日本人眼里，中国却是它的屏蔽，没有这道藩篱，是日人心中之患，所以，今天的政治家如日本首相则有亲华倾向。归还不是没有可能。另外，日本素有侵略野心，早为世界所侧目，中美两国人尤其怀疑。日本果欲消除中国疑忌和世界嫉妒之心，就要拿出真正的行动来，而不是在那里说空话。再者，青岛一地，本非日本。日人得之，适足以招忌英国，为其势力均衡打破也。但日本也不甘心把此地让与英法，毕竟英法势力大而日本力量薄。所以，把青岛还归中国，对日本自身利益来说并不吃亏。胡适对时局是善于分析的，更多时候，眼光挺准。即以此事论，胡适还是算准了。自它提出二十一条后，中日两国持续交涉，同时也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最终退让，暂时放弃了对青岛的租借要求。所以，虽然最后结果远未出来，胡适先行自信：“吾所见如此，此吾政治上之乐观也，吾何恤人之笑吾痴妄也？”

此后，胡适密切关注远东战况和后来的两国交涉情形，什么时候日德宣战，什么时候日人攻陷青岛，中日如何交涉，交涉中又有什么波折，胡适在所关心，日记也多有所记。至于经常为国事而夜不能寐，或寐中还梦其读报，更无论在中日开战上，胡适力排众议，不惜作孤掌之鸣，以上都有勾勒，于此不赘。另外可以看到的是，也正是在这段期间，胡适对日本刮目相看。1915年1月24日，胡适从纽约返归绮色佳，在车上读到《纽约时报》上一个日本博士的文章，声称日本即使占有青岛，也和中国无关，因为这不是中国领土而是德国的。胡适气为之塞，愤而出声：“在今日强权世界，此等妄言，都成确论，世衰之为日久矣，我所谓拔本探原之计，岂得以哉！岂得以哉！”　叹息过后，“车中忽起一念如下：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日本数胜而骄，又贪中国之土地利权。日本知我内情最熟，知我无力与抗。日本欲乘此欧洲大战之时收渔人之利。日本欲行门罗主义于亚东。总之，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日本者，完全欧化之国也，其信强权主义甚笃。何则？”　胡适这样问自己。行程中，胡适一念之下就想研究日本，他为自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吾不可不知日本之语言文字，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言说为期。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皆大误也。”（同上）自以为不误的胡适一边念叨着“吾终往矣”，一边随车到了绮色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