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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翰林学士张四维之父，在私人生活为姻兄弟，均为大盐商，专利河东《明史》，卷219及222；又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1972），页278~279。寺田并提及两家并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弟自修，亦为商人。，为藉仕宦权势自肥之显例，《三言》尚未提及此类显官巨商。又倪太守之流，其活动范围为高利贷，亦非纯粹商人资本。因高利贷有如典当业，通常盘剥穷蹙之借贷者，借款用于窘迫间之消耗，利润又多为放款者辗转购置田产，对促进商业，绝鲜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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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商及其生活（1）

客商为经常旅行之商人，以别于坐商。此种商人为明代商业之中坚分子，虽其资本可大可小，而其小者与走贩无甚差别。前述之李秀卿、黄老实、杨八老、蒋兴哥、慎郎、桂富五均为客商。

一般客商，均有其经商路线，又多祖孙相传，因各地方言、风俗、物产情形不同，客商又多与当地牙商熟识。

客商之不可或缺者，因明代商业，无通邮便利，又无大规模贷借之习惯，往各地采购物产之商人，须亲携现款，下榻于牙商之客舍中，临时由牙商向出产者征购其商货。《徐老仆义愤成家》称：“元来采漆之处，原有个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贩漆的客人，却也甚多，都是挨次儿打发。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担阁了日子，又费去盘缠。”阿寄只有本银十二两，他向牙商央求后，那牙商“一口应承当晚就往各村户，凑足其数。”亦可见当地无批发商囤备生漆应市，牙商亦须随时随地零星向产漆之户收买，显然其通常习惯为一手出银一手收货。

此种情形与其他文件记载相合，如陈继儒之《布税议》称明末苏州松江棉布发卖情形有如：“凡数千里外，装重赀而来贩布者，曰标商，领各商之赀收布者曰庄户。乡人转售于庄，庄转售于标”《山西商人の研究》，页192。。其重点为“装重赀”及“领各商之赀收布”，仍系银货当时交讫。

即使绸匹，在16世纪使盛泽镇享盛名，其交易情形，仍不离上述之规范。《施润泽滩阙遇友》虽极端渲染，称云：“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其唯一不同之处，为生产者，即俗称“机户”自投牙行，而牙商毋须下乡收购。因为“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积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下文则称：“施复到个相熟行家来卖，见门首拥着许多卖绸的，屋里坐下三四个客商，主人家踮［站］在柜身里展看绸匹，估喝价钱。”在此情形下，生产者和远来客商狭道相逢，银两当可在行家柜台上立即换手，五六匹或十来匹绸亦非大规模生产，其症结在信用制度未展开，机户之外，无人投资于制造，生产零星，所谓行家或牙行，亦无资本垫借，因此客商必须单零每匹绸估价，无法以批发方式交易，无法预定货品，尤无法避免亲身旅行自携现款。

客商旅行每次都在半年以上。《乔彦杰一妾破家》（《通》）叙宋朝事，称杭州乔俊“有三五万贯资本，专一在长安崇德收丝，往东京发卖，贩枣子、胡桃、杂货回家来卖，一年有半年不在家。”《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内另一客商陈大郎，徽州人氏，“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徽州水道通襄阳毋须数月往返，其所叙每年仅走一遍，当系因每次坐候收购物品，在牙商客店中迟滞之所致。

客商货品出售时，经常亦无批发商承购。《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明》）故事中，叙“一个卖布的客人……口内打江西乡谈，说是南昌府人，在此贩布买卖，闻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赶回。存下几百匹布，不曾发脱，急切要投个主儿，情愿让些价钱。众人中有要买一匹的，有要两匹三匹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卖时，再几时还不得动身。哪个财主家一总脱去，便多让他些也罢。’”其所叙地方为江西赣州府石城县，甚通水路，客商所存布四百余匹，装置船中，值银二百两，急时虽减价低于本钱，亦难觅得买主。如此城内有批发商承购，则故事不合情理。

买卖时赊欠，通常非客商之预筹，大概多因临时货物不能全部卖为现金。前述老仆阿寄所贩漆，值银仅十二两，“遂雇船至苏州，正遇缺漆之时，见他的货到，犹如宝贝一般，不勾三日，卖个干净，一色都是现银，并无一毫赊账。”阿寄来自浙江淳安，苏州乃其新到之处，文中暗示，虽在此情形之下，通常赊欠为无可避免。又苏州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