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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页269。。休宁歙县之商人（即新安商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其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者亦至数十家焉”《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75。。此即Weber所谓“父族社会之官僚组织”（patriarchal　bureaucracy）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New　York，1964，paperback　ed。），pp�90　ff�，其所以有此组织者，则因其无纯经济利益，非人身关系之组织，其资本增大时，不得已而借力于血缘关系维持。但此种习惯在长期中阻碍商业之发展，因血缘关系不能经常与纯经济利益相始终，其任事者为“亲戚知交”，则虽无效能亦不便辞退，其商业利益，必须“能活千家百家”，则投资者道德义务，可能超过其经济利益，此亦甚有可能为其放弃商业，改变为官僚地主之一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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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业组织及商业资本（2）

明末之巨商，多为盐商，但因食盐由官厅专卖，其能在此间牟利者，多为官僚资本，亦即家庭身份中，官商不分，或以资金转送权要，获得特殊机缘，卒获巨利有如藤井宏《占窝の意义及起源》，载《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东京，1962），页551~576。。此种特权商人，不能代表一般商人，因其活动，纯赖政治背景，而无关于经济组织。又当日纵有少数商人，握有雄赀，有意革新业务，提高商人地位，此宏愿亦甚难达到。因商业机构及商业习惯，必须通过社会背景，为举国一致之趋势。数人或数十人之规划，与一般习惯相违，又无下层商人及店贩之支持，必鲜成功之望。何炳棣研究清代盐商，发现其积资最高者达百万两，其趋向仍为利用其资金捐官，令子弟读书入仕，延揽学者，购置古玩书籍，其下者恣意挥霍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1962）。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亦即过大之资本，无商业之出路。无限制之资本扩充，在传统中国为不可能。

《三言》中称商人资本雄厚者，为张士廉，“家有十万赀财”；为周将仕，其一夜典当库金珠细软物件失踪者，值“四五千贯”；为乔俊，有“三五万资本”；为张俊卿，为“万万贯财主”。其他所叙均系小本商人，本银数十两或二百三百两。此甚有可能为当日一般情形，亦即极少数之巨富外，中级商人不可多觏，而商人之中坚分子，仍为小商。其原因为大小商人之间，其资金无联系。大商人多依赖政治势力，小商人之业务，则限于本人亲身之所经营。且所谓大商人者，仍有化整为零之势，前述蒲州王某，高陵王克伦，均系以其资金分割，任用多数之客商，使其各尽其力牟利，而非结构为一庞大之商业组合。此亦因当日法律上及社会习惯上，未具备此分工合作，厘定其各人义务，保障其各人权利之客观条件。纵使有近代股份公司式之商业组织出现，亦必因无相似之机构为之定货发货垫借赊欠而失败。

明代商人间商业机构最发达者，为徽州商人，在明末“彼此间发展了汇兑业务的汇票制度”《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66~68。为山西商人，其经营情形，见于沈思孝之《晋录》，为研究中国近代商业者所必窥。其原文如下：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多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摘录于多数著作，如《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页27；《山西商人の研究》，页266~267。。以上两处商人，因其资金较流通，故持各处商业之牛耳。但其进步之处，仍系相对的，即较各处资金全不流动之情况为活跃。其与现代化商业组织相比，则甚瞠乎其后。徽商之汇兑，仍赖现银出入，而非彼方存款，此方转借，尤未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