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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可说是“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而新旧接替，也等于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所说“因果”（karma）。

大凡我们处理人类大问题时，在检讨生命的真意义之际，不期而然地就产生了近乎宗教的思想。但是我们的出发点不是神学。只能说是在明史里钻出来，看到它与中国通史的关系，更联想它在20世纪末期，与世界史的关系，就逼出一个哲理的观点，用它做综合历史的工具，倒很合适。

这种观点也和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m）相近。我们既认为历史是前后连亘不断的事迹，则在以技术观点品评王安石、朱元璋和康有为之后，实无再向他们及和他们类似的大人物拼命以道德作非难的必要。他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道德立场。这立场既受他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则其道德标准也不是自然法规（natural　law）面前的绝对标准。反面来说，我们自己也创造不出来这样一个绝对标准。既有这种领悟，我们更要相信道德是一种绝对性的品质，它是人类最高的理想，我们写历史的人不要轻率地把它提出。因为用它的名义，则必须评判是非，再无妥协转圜之余地。在大历史的范围内，我们宁可以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作评议的标准。

大历史有什么好处？答案乃是它的大范围能容物，有“大而化之”的意思，它能吸收、革新、感化、调和并升华各种道德的标准。说到这里，读者也须想到儒家之“恕”，仅决于“忠”，道家则连“有”和“无”都当做同出而异名。如果学历史的人以这样的眼光工作，则虽没有用道德作口头禅，也用不着害怕自己在漠视道德了。

大历史和天文相似，它在长、宽、高之外，另有第四尺度，此即是时间。历史上的事迹因最近的发现而推陈出新；历史上的解释也因为我们观点改变而推陈出新。人类以文字记录的历史，不过几千年，用这短线条去窥测生命宇宙的真意义，大部仍靠猜想。人类的旅程在历史经验之外的部分，我们用虚线。我们用虚线在图上表示，有如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noumena，可谓为“事物的根源”或者“根源的事物”。我们只能假设它们的存在，不能决定判断things　in　themselves的真实性格。

今天我们提出这段历史观，有一种双重意义：第一，这提醒我们：我们做事，总要出自前人留下的脚跟点，不能天马行空。有些年轻人要求中国立即变为美国。他们忘记了西方的自由（liberty）以中世纪城市的特权（municipal　franchise）作基础；美国开国时即已得到了英国的经验，已经使农业和工商业合为一元，也经过各种奋斗，最重要的是内战四年，而它在一个空旷地区内发育成长，迟至1862年的“自耕农屋地法案”（homestead　act）还能够让一般公民以极低的代价向政府购地，每家一百六十英亩。今天美国公民的自由，就出于经济发达，高度分工，法律上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形的一种保障，没有人可以全部抄袭。而且美国也仍有它独特的问题。第二，又有些像我一样的人，早逾中年，自己年轻时的理想没有达到，又要坚持下一代照他们的路走，甚至效法苏联，称好多理想上的空计划为“人类历史上无可避免的阶梯”。这现在看来，也是同样不实际。中国传统历史和帝俄历史相差很远，而且从今日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十月革命后的很多措施也没有离开“在数目字上不能管理”的一时权宜之计，更不容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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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2）

图解上的虚线向前的部分，也似如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所说“世界属于生存者”（Earth　belongs　to　the　Living）。我们只能说历史的发展有它一定的规律，但是实际情事展开时，仍有无数意料不到的因素，这样才能使生活保持它的神秘和它的兴趣。我们教历史的人至少还可以对下一代的年轻人说：潘多拉（Pandora）的盒子还没有完全打开，你们仍旧有你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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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

中国的历史，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大都已经领会到。但是它的组织结构之庞大，却又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翻阅二十四史里的《食货志》的时候，发现有些朝代用《周礼》那样“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去组织亿万军民，先造成完美的数学公式，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