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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卡尔文派，荷兰独立的形势甫告稳定，卡尔文派内即因定命论的解释发生争执，他们的教堂（Reformed　Church）仍不许放债者参加他们的“圣餐”仪式，大学内仍不给予这些人学位。而且各种神学家，也可以把定命论作不同的解释，以支持他们的政治思想。直到荷兰和弗里斯兰两省宣称教堂不能干涉银行之事，而执政慕黎斯王子（Maurice　of　Nassau）也说：“我也不知道定命论是蓝是绿”，这种纠纷才渐告平息R�，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New　York，1926），；Rowen；�。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10）

从这些情形看来，并不是先有了一个宗教观念，才因之造成了资本主义的体制。而是各种因素的汇集，使荷兰民国先已造成一个由资本家做领导的胚胎，定命论才因之被解释得强调人生之富贵荣华实由天赋，而一个信徒更要勤俭致富，才能证明他自己既虔诚，又有神佑。如果我们对这方面的论断缺乏权威的力量，则可以引证一位荷兰史的专家。他说：“关于对上天问题之解释，很多人可能因威迫利诱而放弃了他们的宗旨。提到宗教上的事，人性经常是可以揉转混合的。一到物质上和财政上的事，抵抗强权，才会众心一致毫无异议”Motley；Vol�II；此文系针对反对西班牙之物品销售税而言。。他还没有说明的，则是对利害的考虑，有时尚能不自觉地决定个人的意向，连宗教思想在内。

荷兰人过去没有组织国家的经验，他们也没有向大陆扩展的能力和志趣。只有航海及经营商业则是他们之所长。况且他们需要的矿砂木材来自瑞典，治肉的香料（spice）来自远东。此时汉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缺乏政治体系作背景以保障船舶的安全。荷兰民国补救了这缺陷，立时成为海上保险的中心，吸收了大量国际资金（过去阿姆斯特丹亦为盟员）。阿姆斯特丹银行接受不同的存款，发行统一的收据，实际成为一种交易场的筹码，也就是一种有使用限制的国际货币，已为亚当·斯密所称羡。以上措施都是别开生面，并无成例可援。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则是荷兰民国广泛地以商业组织作立国的基础，除了增进全民财富之外，没有更好的逻辑，作它存在的理由。这种体制也必定要保障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同时担保私人资本会在公众事务内有一种庞大无朋的影响（a　disproportionally　more　influential　role）。读者看到这里，也可以用这些成果，加上我们前面说的三个技术条件（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算作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了。

由于上述的原则，荷兰不能放弃既有的市镇的自治，因之也表现出资本主义之另一特征，即对外虽进取，对内则相当的保守。这新民国内部组织的公式是联邦制度（federal　system），大事由联邦决定，小事各省自理。民法的实施，大致尽量依各地既有成例处置。好在荷兰这一省，拥有阿姆斯特丹，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又供应联邦经费四分之三Rowen　pp�215…216；Harold　J�Grimm，The　Reformation　Era（New　York，1954），p�443。，所以联邦内部的参差不齐，不至于使关系重大的问题完全陷于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状态。

继荷兰之后，英国为其次完成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

英国在17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先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攘，也纠缠于内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向外须应付西班牙、法国、荷兰等等的复杂情形。也发生过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行独裁制、复辟和第二次革命的事迹。至于行暗杀、发政治传单、排斥异教徒、对外成立秘密协定及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形还未计算在内。其时英国的人口，不过四百万至六百万之间，不及20世纪中国人口百分之一，其不能管理的情形，也和中国20世纪初期大同小异。

写这些问题的专书，当然是汗牛充栋。读者所感觉的困难，即如一位专家所说“假说之多，远超过对真人实事的研究”（fertility　of　hypothesis　was　running　far　ahead　of　fac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