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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桥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尸体。他的右手似乎握紧喉咙，以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他的双脚张开，头浸在水里。我赶上距离不过两百码的前线部队时，连长邱上尉告诉我，死者官拜上尉，一个小时前被我们巡逻兵开枪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枪，他给我看死者的军徽为证。死者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树丛上晾干。

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吉　（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日军投降当天，郑将军和我人在昆明。重庆之旅令我们非常失望，蒋介石曾一再保证，郑在驻印军的努力会得到肯定。我们因此以为，一旦远征军回到中国，郑将军可以获得实质的指挥地位。我们在重庆一再等着他的下个任务。最后命令发布，郑将军再度担任副手。更糟的是，他是第三方面军军长汤恩伯下的副司令长官。汤将军并非出身黄埔，但他的第一副手张将军是，而且还是第一期生，和郑将军一样。张将军和汤将军搭档，已有很长的一段日子，可以追溯到汤将军带领十三军的时期。也因此，他们根本不需要郑洞国。副司令长官是个多余的职务，没有明确规定的职责。除非司令官指派他执行不痛不痒的杂务，否则他的急于效劳不会被欣赏，反倒引起猜疑。忠于汤将军的将领可能以为，有个外人打算攻进内部。事实上，我们在第三方面军时，或多或少被总司令部人员视为汤将军的宾客。

郑将军已预知这一切，因此不急着赶到柳州去向汤将军报到。我们改飞到昆明，借口很正大光明，就是视察驻印军的未完军务。实际上，郑将军忙着打麻将，我则和他的妻舅和两名侄女混在一起，他们年龄都和我差不多。

到了8月，世界局势转变，终于让我们得以付诸行动。苏联参战。美国投掷原子弹，日军投降。街上的报童天天叫号外。对我们而言，最振奋的消息是，中国被占领的地区划分成各个区域，每一区域大小和省差不多，各由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将领来接收。第三方面军奉令接收重要海港上海及国都南京。即使郑将军也觉得兴奋，他说，我们要在两天内飞往柳州。

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减轻我的行李。在回到国内之前，我曾飞往加尔各答。虽然是为后勤部队军官出差，但我也趁机添购个人用品。我在缅甸前线的几个月之内，存了不少卢比津贴，《大公报》的稿费又加强了我的购买能力。我预期国内物资短缺，准备了一年份的牙膏、刮胡刀片、刮胡膏和羊毛袜。我还买了一件英国羊毛衣、一件皮夹、两双长靴、一个网球拍、一堆宝蓝色的文具及几副扑克牌。这些私人物品加上额外的制服及内衣，全都装在储物柜中，由开进雷多的军用卡车运送到昆明。就算战争再持续一两年，我的物资需求也可以不虞匮乏。现在问题出在运输方面，多余的行李在国内搬运不易，而且如果郑将军无法独立发号施令，我对相关服务设备的吩咐权力也会减弱。我开始担心这件事，意外的是，昭和天皇决定投降，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

我委托郑将军的勤务兵童中士，拍卖储物柜内的所有物品，连柜子本身也一并卖出。在昆明，这根本不成问题。我所有的物品都很抢手，没有人追问货品如何运进来，或追究一名陆军军官为何会拥有这些物品。不过，我对卖这些东西却觉得很不好意思，即使换成现金也并非我原先财务计划中的一环。在世界政治局势的快速演变之下，个人的财务不过是小事一桩。扣掉佣金后，出售上述东西让我拥有成捆的大额新钞，有些仍然崭新，而且还连号，见证当时通货膨胀的速度有多快。随后在柳州时，我还从第三方面军领了两个月的积欠薪资，回溯自郑将军被任命时。纸钞塞满我的背袋，相当于两三本精装书的厚度。这些钱到底价值多少，我到了上海才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