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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他与太太便纠缠成了一团。

在香港三级片明星的鼓励下，他们暂时地又回到了最初相爱的日子里，尽管，是身体而不是心灵的孤独回去。男主人在16年之后这样对“狩猎者”说道：“毕竟，我们再次回去了。”

上述情景可以作为1987年的录相机时尚狂潮的一个最猛烈的说明。这次时尚狂潮来势之凶猛可以媲美三洋单喇叭收录机（俗称“独眼龙”）和黑白电视机对上海的冲击，亦可以媲美今天以索尼爱立信906为代表的彩信、摄像、无线上网手机对城市的青春男女的扫荡。

那时，上海凡稍有底子的家庭，都被卷入了这拨时尚大潮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八十年代中后期，G30录像机的价位着实有些恐怖，除了已经走完“万元户”征途或正走在“万元户”征途大半的人们，更多的男女把玩这个时尚是需要绝对的勇气。然而，“狩猎者”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不少上海家庭的战略储备与购买东芝G30完全不成匹配，但人们依然毅然决然地投入这次时尚大潮，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主流媒体之外的信息，尤其是性的信息。在社会秩序之外的隐秘层面，在社会公德把握不住的地下角落，人们瞪大双眼，贪婪地捕捉着录像带上的放纵图像随后获得那份极度的性快感。

在阳光下的城市空间中，1987年6月8日，上海男人获得了他们自己的香水：伯龙。

可以把它看成是时代发出的一个信号。只是信号，不是时尚。恶俗的上海小市民习气加上传统粗糙文化的双重压迫，使得上海男人完全体会不到香水对塑造一个高雅男人是多么的重要。即使今天，穿着睡衣裤上街的小市民依然体会不到涂抹乔奇·阿玛尼香水的男人的某种格调；而那些深受传统粗鄙文化毒害，或者说深受北方粗笨文化毒害的男人们，依然将“鲍斯”或“巴伯莱”香水看成男人的精神毒品。

在上海男人有了自己的香水之后，9月30日，上海服装首次出现男装女式化。

它依然不是时尚，而只是社会生活的一点另类萌动。首先，所谓的“男装女式化”指的并不是后来生活中提供的中性服装，如同今天那个让我有点恶心的男性理发师所穿的裙子那样的中性服装。它只是颜色有点偏向女性而已，昔日为女性专有的粉红、大红等等色彩而今也出现在上海男性的身上。世界因此变得缤纷，上海因此变得多样。

只有一样东西可以配得上时尚这词，那就是在这个年份潮水一般淹没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牛仔裤。

牛仔裤最初的命运并不美妙。从八十年代初期起，经由港澳同胞、西方游客的身体力行，它来到上海，但身份一直有些可疑，有点类似麦克·哈里斯的墨镜、邓丽君小姐的《何日君再来》以及充分暴露出女人美腿的超短裙。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个重大的变化来临，中国高层也穿起了牛仔裤，这样，那些始终寻找着意识形态敌手的左派布尔什维克们才如梦初醒才就此罢休，原来牛仔裤里并没有埋伏着西方敌手试图颠覆红色中国的阴谋诡计，它其实是西方蓝领的标准着装，其实是老卡尔梦寐以求的世界大同的一个标志。

于是，上海被牛仔裤彻底淹没。在上海的华亭路、柳林路、九江路等等出售反叛、前卫、非主流服装的街道上，我们看见成千上万条牛仔裤生气勃勃地垂挂着，质地从石磨兰到水洗布，应有尽有。众多上海的青春男女来到这里，他们将不同的牛仔裤带回家中，他们在这条紧紧包裹着自己臀部的裤子中体会着时尚变化的种种细节，体会着城市生活变化的种种微妙。

也有很多的上海人前往广东、福建一带，寻找他们愿望的牛仔裤，所谓的愿望，也就是价位更便宜一点、风格更纯正一点。这时，品牌意识还比较模糊的人们对牛仔裤的品牌渴求暂时地停留在“苹果牌”上面。“李维斯”品牌还放在某个渴望征服中国市场的西方商人的口袋里；而后来让时髦男女心向神往的“开尔文·克莱尔”品牌上海男女此刻对其还一无所知。

G30收录机中的肉体如此香艳（2）

配合疯狂牛仔的是同样疯狂的皮夹克。

1989年，当伟大的摇滚歌手崔健在北方干旱而贫瘠的土地上，卷起他的裤脚管吼叫着“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上海人民中的一部分，正用自然保护主义者深恶痛绝的皮质包裹着他们娇嫩的身子。

与牛仔裤稍有不同，皮夹克的价位远远不是普通男女可以承受的。寻常一件皮夹克的要价是500元，名贵一点则在四位数以上，这个价格是当时人们月工资的一倍或数倍，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