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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伦敦返回非洲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布迈了又领着曼德拉参观了民族解放军司令部所在地乌季达。在这里，曼德拉不仅看到了民族解放军青年战士勇猛顽强的军事操练，同时自己也听了军事课，并学习爆破、使用各种枪械和迫击炮。他还大量阅读了游击战争和军事战略书籍，正如他在后来的法庭供述中所说的，“我试图研究这个方面所有类型的权威——从东方到西方，从克劳塞维茨①的经典著作，到毛泽东和格瓦拉②的书籍，还有英布战争的文章。”

①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普鲁士将军，资产阶级军事学家，著作有《战争论》等。他先后参加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反拿破仑一世的战争和滑铁卢战役，并曾在俄军中服务。从1818年起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

②格瓦拉（1928—1967年），美洲游击战领袖。生于阿根廷，曾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反对古巴独裁政权的游击战争。古巴新政府成立后，先后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书记处书记等职。后辞职，潜入非洲和玻利维亚领导游击战。著有《游击战》等军事著作，并提出“游击中心”理论。1967年被玻当局杀害。

这一次旅行给曼德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看到在各种公共娱乐场合，白人与黑人轻松愉快地相处，在同一个饭店用餐，在同一排座位上闲谈，在同一个商店购物，使用同样的公共交通工具，并住在同一个地区！这与南非真是天壤之别。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曼德拉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没有白人的压迫，没有愚蠢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傲慢，没有警察的骚扰，没有羞辱和无礼。所到之处，我都被当作人来对待”。这一切使他更坚定了推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决心。

1962年7月20日深夜，曼德拉又潜回南非。夜幕下，一辆汽车等在约定地点，由一位印度人朋友开车，将他送到约翰内斯堡。在这里，他首先向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报告了出访情况，大家听了他的汇报都深受鼓舞。但在是否马上着手训练游击战士这一问题上出现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目前的破坏战略还可继续使用，训练游击人员为时尚早。经过曼德拉的耐心解释，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在开展破坏活动的同时，也执行军事训练计划，因为要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不是一两年可以完成的。

随后，他提出要去纳塔尔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酋长，民族之矛的朋友们听了很惊讶，劝他不要去。当卢图利从挪威回来后，对民族之矛的一系列暴力活动有一些看法。“出去之前我答应过酋长去看他，因此我必须要去。”自从卢图利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南非政府在公开场合下奈何他不得，只是限制他的活动。曼德拉先与国民大会纳塔尔省的负责人英瓦联系。第二天，卢图利与曼德拉会面了。

曼德拉向卢图利详细汇报了他的旅行，并转告了非洲领导人对这位反种族主义的和平战士的敬意。当谈到国内斗争的策略时，两人仍然各执己见，卢图利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政策是经过长时期斗争形成的，已是经过大会决定的。对被剥夺了有效的宪法斗争方式的黑人群众而言，非暴力的消极抵抗运动仍是最合法的最人道的政治手段。它可以不间断地向白人政府施加压力，使其自然地和平地承认黑人的权利和地位。同时，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曼德拉在决定和执行新政策时未与他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基层组织协商。曼德拉坦然地道了歉，并向酋长解释了他们当时的想法。最后，两人愉快地分手了。

由于警察的搜捕愈来愈紧，曼德拉的活动也更为谨慎了。但他仍不断出现在会议上，传达总部命令或报告他的非洲之行。不幸的是，警察局的奸细也开始渗人民族之矛。耐多和其他两位成员在一次破坏行动中被当场抓获，原来这个战斗小组的另一名成员是个奸细，他将整个计划的时间表告知了警方。1962年8月5日，当曼德拉从德班返回约翰内斯堡时，他化装成剧场导演塞西尔·威廉斯的私人轿车司机。车开到靠近霍威克瀑布附近时被三辆警车截住。据说，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通知警方，说有一名重要人物通过此处。然而，从曼德拉的《自传》来看，内奸的可能性更大。

当我们的车停下后，一个个头高瘦西部表情严肃的人径直向乘客座位这边的窗户走过来。他没有刮脸，看上去已有很长时间没睡觉了。我马上推测他在此等候我们已好几天了。他平静地介绍自己是彼得马里兹堡警察局的沃斯特警官，同时出示了逮捕令。他要我表明身份。我告诉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