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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老板看了看四周，说：“小兄弟，当着明人不说暗话。那个乾隆年间的笔洗，你应该是看明白了吧？”

田寻说：“没错，你那笔洗是末期的仿制品，最多值两千块钱。”

店老板脸色大变，忙给田寻沏了一杯茶水，说：“那你为什么对那日本女人说是乾隆年的真品呢？”

田寻喝了口茶，说：“这群日本人从中国弄了不少东西，和清朝打仗时勒索了好几千万两白银，侵华时又从东北往本国大批的运铁矿、煤矿和粮食，金银珍宝就更不用说了。小日本欠中国的太多了。从那胖翻译恳求让我帮他掌眼这事，我就能断定这帮人肯定都是古董方面的棒槌，就这种水平的棒槌，也敢来中国买古玩？不过既然冤大头自己送上了门，要是不搂头给一刀卸她半扇儿，简直就是罪过。让她多花几万块钱，权当是给中国赔款钱的利息，顺便也让她长长知识，交点学费，对她来说也是好事。”

店老板一听，立刻肃然起敬：“田先生真这么想？让我太感动了。说实在的，我王某人在朱雀路做了二十几年的古玩生意，从不欺骗自己人，但就是看着那些财大气粗，却又啥也不懂的外国游客来气，有机会要是不宰上一刀，这心里总觉着对不起祖宗似的。但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你想帮我的话，为什么却一直在挑那笔洗的毛病和缺点？这不是起反作用吗？”

田寻哈哈一笑，说：“王老板，兵法上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如果我一味地说那笔洗有多么多么好，不但那胖翻译心中会起疑，连那几个日本人也会不信，而我这一挑毛病，反而让他们放了心。但我一口咬定这是真品，而且我说的价格和你的定价差不太多，这样一来，那日本女人就更不怀疑了，因为中国的古董一拿到国外，身份就会倍增，这道理她应该也知道，所以才使她很快就下了决心，爽快地买了它，而且我告诉他们文物不要轻易外露给别人看，也就不怕他们找别的店家鉴定。”

店老板听了之后，颇有感触地说：“田先生年纪轻轻，却是才智过人，令王某非常的佩服啊！俗话说：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那笔洗我原本打算能用三、四万元成交就很满足了，按照行规，我应该付给你多余利润百分之三十的酬金，这是一万元，希望你不要嫌少。”

田寻笑着说：“还有这好事？哈哈，太意外了。”

店老板递上一张名片，说：“敝人王全喜，不知道田先生今年多大年纪，家在哪住？听口音好像是北方人。”

田寻说：“我是沈阳人，名叫田寻，今年31岁。现在是沈阳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单位给我放了一个月的假，顺便让我来趟西安，搜集一些古籍资料。”

王全喜说：“那你为什么对古玩文物这么有爱好？”

田寻说：“不瞒你说，我曾太爷爷祖上满清时在内务府当差，家境殷实，古玩也不少，我的太爷也特别喜爱收集古董，在他的熏陶下，我自幼也就喜欢上了这个，经常借着单位出差的机会，去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和古城游历。”

王全喜说：“原来是这样！俗话说‘房新画不古，必是内务府’，当年满清大内的内务府直管七司三院，是清朝皇帝的大管家，金银财宝、古玩字画不计其数，既然您的曾太爷爷早年在内务府供事，那一定传下来许多值钱的好玩意了？”

田寻摇了摇头，说：“好玩意倒是不少，听我爷爷说，我曾太爷死后给我爷爷留了足足四大箱子的东西，可惜在六九年破四旧那阵子都被红卫兵给抄了，瓷器砸、字画烧，金银之类的东西上交充公不说，还说我爷爷是‘封建皇帝的走狗后代’，天天拉出去批斗、背老三篇。”

王全喜听了后，十分遗憾地摇了摇头说：“文化大革命可把人坑苦了。那破四旧号称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结果把中国多少珍贵字画、典籍器皿都烧了，八国联军打颐和园那年，洋鬼子们把万寿山顶的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当枪靶子练，打得佛像不是缺脑袋就是没眼睛，可总还有个身子。到了破四旧时，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到万寿山似乎是为了完成八国联军‘未竞的事业’，把那些琉璃佛像统统都砸烂了，真是让人无奈！”

田寻叹了口气，说：“可不是吗？后来我爷爷把一卷唐伯虎的仕女立轴偷偷留了下来，可后来有一年我奶奶得了场重病，爷爷无奈就把画给卖了，那时是七二年，听说当时卖给了一个在沈阳教外语的外国教授，好像是卖了五万块钱，那时候一座大宅子无非也就是几万块。反正到了我这辈，啥也没剩下。”

王全喜惋惜地说：“那真是太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