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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福耐心地劝他：“此一时彼一时，过去我们都走过弯路，为清廷效力过。现在孙先生领导的革命党要建立民主新政权，我们能坐视不管吗？我想，如果令尊黄麒英师傅还在，也一定会支持你的。”

飞鸿坚持不再问江湖之事，让刘永福去“另请高明”。刘永福不急不躁，继续拉他出山：“民团虽不是一支正规军，但却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革命需要它！如果你不去掌握它，可能就会被别人利用它，甚至被反动势力利用。你是希望广东乃至全国一天天变好，还是回到过去暗无天日的生活中？毫无疑问是希望新生，不推翻清廷，哪来新生呢？”

飞鸿被刘永福说得无话可说。

刘永福抛出了他的“杀手锏”：“你我共事一场，在台湾结下生死之交。不为别的，就算是老朽我个人请你帮忙，你也不至于不给我这个面子吧？”

一番话说得飞鸿无法再拒绝刘的要求，于是1911年8月飞鸿应刘永福的邀请，出任广东民团总教练一职，任期为两年。

刘永福任民团总长期间，与飞鸿师徒交往密切，还为陈殿标推荐任职。

广东的民军一向较多，早在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城郊人民纷纷团练募勇自卫，设局于石井。此后各地反抗侵略者的民军纷纷成立，发动了多次起义，给帝国主义和腐败的清王朝以沉重打击。

武昌起义在10月10日爆发，并一举取得成功。广东革命党人急起直追，注重招收绿林豪杰，发展会党群众，在省城、东江、北江、西江和潮梅地区，广泛组织民军。11月1日陈炯明、邓铿率民军3000人在淡水起义，四天后新军营长、同盟会员任鹤年发动香山起义。与此同时，番禺、新会、顺德等地均爆发起义，11月9日省城光复。

省城光复的第二天，胡汉民从香港回到广州，就任都督，宣布成立广东军政府。当时城内外留下大批反正的新军、防营、旗营、绿营等，与民军时有矛盾。民军头领居功自傲，其他军队则视他们为绿林草寇。对这种状况，刘永福与飞鸿均表示担忧。

果然，没过多久，民军的现状促使军政府做出了错误决定，他们解散了民军。

民军对威慑济军及李准旧部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普遍存在素质较差，纪律松弛的缺点，一些民军首领居功自傲，引起军政府的不满。起初军政府成立“民团督办处”，先委任刘永福为民团总局局长，以图统一各民军。但刘永福年事已高，无法威慑民军。军政府因此让黄世仲代替刘永福为民团总局局长，黄世仲不懂军事，同样驾驭不了民军。

飞鸿在刘永福的民团总局局长一职被解除后，自动解除了广东民团总教练一职。但后来对民军迫饷闹事，却时有耳闻。胡汉民对民军不是因势利导，而是采取杀鸡吓猴的办法，革去“兰”字营镇统陆兰清之职，并枪决了“石”字营统领石锦泉，引起军心浮动。

接替刘永福任职的黄世仲更惨。陈炯明代理都督时，自任“广东军团协会”会长，以裁军为名，剪除异己，扶植个人势力。办报出身的老同盟会员、著有《洪秀全演义》等长篇小说的黄世仲，在广东威望颇高，当时还是民团总局的局长，公开反对陈炯明“裁减他人部队，扩充自己实力”的裁兵计划。1912年4月9日，陈炯明悍然派人将他逮捕，不经审讯，先行枪决，再发布告，说他“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云云。

黄世仲提出“裁弱留强”的方针，本来是正确的，但陈炯明却妄加罪名，枪决黄世仲。接着陈炯明又以“绥靖”为名，大肆遣散民军。

刘永福辞职回家，飞鸿也重新干起了他的老本行——行医售药。他不想过问江湖之事，然而却时常会发生“身不由己”的事。

1912年的一天，一位“三栏行”的熟人找上门来，开口就要飞鸿“伸张正义”。飞鸿让他坐下，给他倒了杯茶，让他慢慢说。

这位熟人讲了他的同事冯如灿遭歹徒勒索被殴打受伤一事。

原来，鱼栏伙计冯如灿（人称“卖鱼灿”）在鱼栏卖鱼时，碰上几个蛮不讲理的恶徒，他们想强要他的鱼，又不愿付分文。天下哪有这等好事！“卖鱼灿”心想，你们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明抢吗？身强力壮且学过几天功夫的冯如灿不愿被他们白拿，就软中带硬地说：“不是我不想给，而是我没法交账。你们高抬贵手，大家都好过，不然的话……”

“不然怎么样？他妈的，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为首的那个歹徒说着就要掀冯如灿的鱼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