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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学名李尧枚，字卜贤小名果麐，以字行。人多唤他李卜贤，学名倒鲜为人知。我母亲在家里有时也叫他“老果”。学名是按祖上定下的“道、尧、国、治、家、庆、泽、长、勤、修、德、业、世、守、书、香”十六字排列命名的。父辈就以“道”字排始，别加一字必从水，故我父亲名“道河”，叔父们分别名“道溥、道洋、道沛、道鸿”。连在浙江嘉兴原籍的本族人的这一辈也叫“道”什么的。到过四川，后在上海报馆工作过的玉书大叔，就名“道澄”。一九二三年，三、四哥相偕来上海，这位本族大叔还带他们去嘉兴塘汇镇看望四伯祖，瞻仰祠堂。前些日子去医院探望四哥，他还跟我讲起往事，说我三姐还曾拜玉书大叔做过干父。我们这一辈弟兄全按“尧”字排名，另字从木。我们五弟兄就被命名为“尧枚、尧林、尧棠、尧椽、尧集。”下一辈按“国”字排，另字从火，大哥的五个孩子分别叫“国煜、国炜、国炯、国瑩、国煇”。由此可见封建大家庭的子孙连取个名字都定下这么样的规矩，旧礼教的虚礼繁文可想而知。故使得四哥从小就产生反感，极不习惯，总是设法躲避和抗拒。以至后来发展到对旧社会、旧礼教、旧制度的极端憎恨与反对。不过这命名的框框早就给冲破了。四哥和我的孩子命名就没照老规矩办事。这是我那死去的祖父万万没料到的。毕竟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旧的要灭亡，新的要萌生。

大哥出生在一###七年，足足大我二十岁。他去世时，我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少年。那是一九三一年的一个春天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我家突然发生这意外的情景。时间已经不算早了，我正站在堂屋前的阶沿上，眼见大人们从大哥住房（他住在左厢房）里进进出出，表情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母亲和嫂嫂不断呼唤着大哥的名字，还着急地说：“这个样子叫人咋个办！”据说大哥睡到现在还不醒，怎么叫也叫不醒，不知出了什么事。之后要我马上去请张伯馨来诊视。张是位开业的私人西医，原先在法国领事馆为祝武烈（中名译音）医官（也就是小说《春》里面替海儿治病的那个外国人）任翻译。祝回国后，张就自己申请开业行医，跟大哥是朋友，有时我们家的人生病，也请他看看病，因之同我家很熟。我家那时早搬出老公馆，住在桂王桥西街七家巷口，是租的一座公馆大厅以内的正院，与二叔一房合住。大厅外还有两个小院，住的一家姓王、一家姓吴。张的诊所（也是他的家）在双栅子，相距两三条街。我立即小跑奔赴张处。张见我气喘吁吁，一副紧张的样子，问明情况后还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先回家，我带上药箱马上即到。”果然，我前脚跑回家报信，接着张也就来到。经他仔细检查、灌药施救，又打强心针，可大哥依旧沉睡如故，未见醒转。张忙了好一阵子，最后终于摊开双手说：“发觉太晚，无法抢救，完了。”断言大哥定是睡前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物，才是这样。

大哥为什么要这样做，要服用大量药物以毒杀自己，不说当时我这个少年不明白，就是母亲、嫂嫂也弄不清楚。连他究竟吃的什么毒药也不知道，没留下一点痕迹。直到后来找出了他留下的遗书，方知他早就萌有死念，遗书都写了三次，撕去了三次，第四次方成。可见他那一阵子内心的苦痛到了何等的程度。现今看来他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为了顾全个人面子，白白牺牲了自己不说（死时才三十四岁呀！），还给活着的亲人们留下痛苦，损失与灾难。母亲同样为了顾全他的面子，一个绅士家庭的面子，不失体面地先办了大哥的丧事，还请旧日在四川做过提学使、三代世交方旭（鹤斋）老先生亲临“点主”。方有挽联：“含愤一朝亡，两地招魂居隔巷；吊丧三代共，八旬挥泪哭通家。”方家离我家不远。时年八十，安徽桐城人也。并倾家荡产尽我们所有了清他留下的债务。以至后来我家的生活主要靠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的三哥按月接济。三哥毅然决然承担下这副重担，就此把他累苦了。抗战刚胜利他就因病衰竭而孤寂地死在上海，巴金有怀念文讲得较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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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大哥（2）

在《做大哥的人》文中还有这样的记述：“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过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现象做‘痰病’。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在大哥的遗书里也说他发现一家人养命根源因银行倒闭而化成了水之后，清理往来账单，一时情急，把全部单据撕成粉碎，抛弃到废纸篓内，等到第二天，清醒过来，想起再去找回，废纸篓已被佣人打扫屋子清理掉了。完了，这一切全完了。大哥的自杀当然不是由于‘痰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