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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街口都能看到警察，他们常常先给学生队伍放行。

这座城市色彩的基调是黄和深蓝色。黄色是沿街修筑的围墙颜色。深蓝色是人们服装的颜色。“这些衣服都是革命成功的结果，”李同事对我说，“解放前，人们常常因为没有衣服穿而被冻死。”男人都剃士兵的发型，妇女们，无论是姑娘还是年纪大些的都是齐耳短发，前额还留着刘海。只有仔细盯着看看他们时，我才能分辨出他们长得有所不同，当然死盯着看人家也令人十分尴尬难为情，而且也显得很不礼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毛泽东的“百花齐放”（6）

人们身上背的包和戴的帽子也都是一样的。我真的搞不清楚，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都把自己的包存在一个地方，而后他们怎么能从这数以千计同样的帽子和同样的包中找出属于自己的呢？但是他们每个人却都能清楚地分辨哪个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可以从很小的细枝末节把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东西区分开来，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也许仅仅是扣子上的差异而已。

我们从一条小路登上了长城，这条小路已因年久被风蚀了。长城上有供放箭和打枪用的垛子，还有角楼和烽火台。长城很宽，足够十个人并肩齐行。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一段段长城，但看不到它的尽头，只能看到它的每一段都绵延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山峦和茂密葳蕤的森林之中。长城上空空荡荡，看不见人，大风几乎要把我们吹倒。为什么要修建长城？有何意义？用意何在？我抚摸着这些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用血汗在城墙上堆砌起来的砖石时，心里这么想着。

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我越想越觉得长城是一种伟大的隐喻。我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我不能与他们交谈，世界在我周围，可我无能为力去抚摸它。身处这种环境，我越发感到莫名其妙。我应该写点儿什么——可我又能写些什么呢？报纸都是中文的，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开始还请李同事帮我翻译，可他给我翻译的每一篇文章的开头都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或者“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等等，等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无从知晓。李同事是我唯一能与外部联系的桥梁，可他又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每当我提出要跟谁谁见面，要出去采访、出差等要求时，他都说先要请示上级，然后就再不见下文。我从未自己上过街，因为每次出去李同事都与我形影不离。其实我又能去哪儿呢？去找谁？我根本不熟悉这座城市，不认识任何人，而且也没有电话（只有李同事房间有电话）。

更何况我语言不通。事实上，我一来中国就开始学习中文了。我试着从这些密密麻麻的象形符号和表意文字中找出一种学习办法，但都令我觉得，我在向死胡同走。因为每个字都含有多重意思。我好像在什么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翻译成英文的《道德经》就有八十多种文本，而且每一种版本都令人信服、无可挑剔，但又十分不同。我万万没想到，一直到我的腿坐麻了，也没找出什么有效的学习方法，真让我感到，我已经到了黔驴技穷、无能为力的地步。我眼前跃动着的每一个汉字，都好像在忽闪忽闪、微微跳动着，变换着姿势和位置，变换着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上下文的联系，变换着它们的大小比例和形状；它们一会儿排列成纵行，互相倒换着位置，比如说：拼写的“ａｏ〃我怎么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到了念汉字时发音却是“ｏｕ〃；还有突然我会混淆“ｅｎｇ〃和“ｏｎｇ〃的发音，学习中文，如果发音不准会犯很可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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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思维（1）

现在我的时间很充裕，趁机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些书都是我在香港时买的，它们如此引人入胜，让我暂时忘记了希腊和希罗多德。我一直相信，我能在这儿长期工作，所以我想，首先我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我并不知道，那时报道和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记者都长驻香港、东京和首尔，这些记者或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但他们都精通中文，像我这样住在北京的记者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也很不现实。

我一直觉得长城无时无刻不陪伴着我，这座长城并不是我几天前在城北边登上的那座长城，对我来说既可怕又难以逾越的长城，是语言的长城。这座长城从外围卡住了我，因为每每有中国人想与我交谈，我都听不懂，我既看不懂这里的报纸，也听不懂广播，既看不懂墙上写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