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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必定会影响真实经济，而当真实经济出问题时，整个经济必定处于动荡之中。因此，如何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也是金融监管的大事。

中国的改革进行到今天，金融放开也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但如何放开、什么时候放开，放到哪一步，比放开本身要重要得多。在放开过程中，我们缴点学费也是难免的。但是，注意研究各国放开中的成绩与问题，尤其是从当前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更多教训，学费便可以缴得少一点。

救经济先救信心

对未来经济的预测，尤其是经济信心，对实际经济影响相当大。当年凯恩斯就曾说过，如果资本家由于某种原因对未来失去信心，减少投资，就可能引发一场经济危机。他对某种原因的分析还很不深入，但经济信心的丧失的确会加剧危机。当大家都捂着钱袋舍不得花钱时，已经出现衰退的经济岂不雪上加霜？

所以，拯救经济必先要拯救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只要有信心，人们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当年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意义正在于给抗日处于最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信心。今天在中国经济遇到最困难的时候，拯救人们的信心也是当务之急。

信心来自预期。预期的形成一是来自个人本身的经历。在经济危机中，遭遇收入减少甚至失业的人会形成悲观情绪，失去信心，这一点也不奇怪。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经历。对更多的人来说，信息还来自媒体，媒体的宣传对人们的信心有极大的影响。一个人也许并没有受到经济衰退的什么影响。但是媒体扩大衰退的信息，也会使他对未来悲观起来。

媒体对公众预期的形成和信心极为重要。当然，这绝不是说，媒体要报喜不报忧，像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那样，尽管连饭都吃不饱，还讲形势大好。那种骗人的信息最终只会帮倒忙。媒体要让人相信，首先要给人正确的信息。正确的信息是要有选择的。我觉得国内一些媒体引用国外媒体的报道，把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灾难扩大了。比如有媒体引用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这次金融危机是百年来未有的。尽管格林斯潘是名人、是权威，但这话并不正确。起码它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那么严重，而30年代距今也不到百年。国外的媒体是與论多元化，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不能一概引进，要选择正确的，这方面媒体应该有判断力。中国的媒体不能成为国外媒体的翻版。

国内学者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可以畅所欲言，但也不能追求言论独特引人注目。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应该有责任感。起码说话要有根据、有分析。比如，用一些出口型中小企业的破产，用一些本来就有问题的企业破产来说明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欠妥当。把问题讲得过分严重，忽略了基本点，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悲观。有些看法作为个人之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讲，但绝不能扩大到公共媒体上。

当然，振奋人们信心的还在于实际行动。应该说政府支出4万亿的计划是可以振奋信心的。但人们还要看结果。因此，媒体对这个计划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实施情况，应该及时给以正确的报道。讲得太抽象了，让人难以相信。只讲好、不讲问题，也难以让人相信。

我并不主张“與论一律”，但认为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还是要有正确的导向。这种正确的导向就是要让人对战胜经济困难有信心。不能像吓小孩子那样扩大问题，也不能用虚虚实实的信息来误导公众。在媒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引导公众的信心，不可等闲视之。

消灭城乡差别之路

儿时生活在农村，长大后对*共产主义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极为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离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以后，我们应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５0％以下。这表明，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这种转变不是农民当“候鸟式”的农民工，而是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住房，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开始了这一转变过程，但远远未完成这一过程。要加速这一过程除了户籍制度的改革之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绝不是发展制造业和增加出口所能解决的。就业最大的部门在服务业。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70％以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0％以上。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