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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巩固了原有联盟，霸权地位得到加强。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不明确界定战略敌手的战略，更符合冷战后美国的长远利益。

如果我们的国际战略借鉴的是“国家需要敌人来加强内部凝聚力”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结果将是违背时代潮流，造成国家灾难。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都没有公开明确地认定敌国；有的国家甚至没有明确的竞争对手，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中国的社会凝聚力，亦无须靠设定“敌国”来维持。

其次，美国大战略是以美国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优势、战略资源；但认定美国价值观便是普世价值，用它来判断国际事务和他国内部事务的是非曲直，也经常把美国战略引入歧途。

我们在国际战略研究中，需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防止将本国的经验和价值评判标准视为普遍适用的标准，或用判断本国国内事务是非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国内事务。比如，中国现在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其他许多国家却有别的优先次序。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当是世界之福，国外有些人士（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士）却有别的看法。他们未必都是出于忌妒或别有用心，而是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处于同中国不一样的发展阶段，或持有其他价值标准（包括宗教标准）。再如，我们认为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是高于一切的国家利益，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但是，放眼全球时就会看到，现在世界上主权国家的数量比二战结束时增加了近三倍，其中不少新国家是从已经取得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比如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中分离出来，孟加拉国原来是东巴基斯坦，东帝汶是从印尼主权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一分为二，现在的独联体国家和南斯拉夫解体后出现的新国家更不消说。世界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独立国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不区分具体情况，笼统地说世界其他国家的统一必定好于分裂，无论是从学术上论证还是从外交工作考虑，都值得再斟酌。

在美国大战略的谋划与执行中，我认为更值得借鉴的不是战略本身的内容，而是它如何把总体战略目标转变为具体的操作过程，协调各方利益和各个政府部门，特别是调动社会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美国的软实力，主要靠的不是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投入或者海外的形象工程，而是靠公民社会本身的驱动力。美国社会向外输送的文化产品、教会在海外的活动、公司的商业文化和品牌效应、大学教育和科研的成功、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等，建立了美国软实力的厚实基础，而政府在其中只是起了协调作用而已。中国要加强战略思维，在软实力方面同美国展开竞争，也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的积极性。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6）

关于加强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构筑，同专家学者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际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只能由政府来集中制订和实施，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项主导性的战略。战略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则是百花齐放的，其成果可以成为政府制订国际战略的参考。一个大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不发达，战略思维不厚重，其国际战略决策的基础就不扎实，就容易导致方向性的错误。

如果说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正在转轨的过程中，那么国际战略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应当有某种方向性的调整。当前的国际战略服务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目标确定下来之后，下一步应当是审视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威胁来自哪里，而又如何克服障碍，战胜威胁。需要研究行动方案，计算成本和代价。显然，不能把实现中心目标的主要障碍设定为某个或某些国家，也不能把手段和方案设定为单纯地改善国家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战略方向和对外宣示，推进建设和谐世界是一种理想，但是都不能代替一项可以操作的国际战略。正像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指出的那样，在国际战略的课题研究上，应当“尽可能以国家对外应该怎么做而不仅是怎么说为重点，回答一个快速兴起国家的国际战略应该回答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我的理解，是在确定国际战略目标方面，关于“怎么说”的对外宣示问题虽然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但亟待研究的重点，要放在“怎么做”上，即探讨达到目标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是什么。毛泽东在谈到任务和手段的关系问题时，曾做